桓台的历史名人

桓台的历史名人
今人谈及王渔洋（1634-1711），首先想到他是一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

诚然，王渔洋一生创作诗歌近5000首，提出了诗学理论“神韵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奉为文坛领袖，一代正宗。

王渔洋以他宏富的著述，成为清代文坛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人物，对中国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考察王渔洋的生平，除去文学活动之外，他还有45年的从政经历，从部曹到词臣，从扬州到京师，最终官至刑部尚书，跻身六部九卿之列，成为一代重臣。

他的许多思想影响了康熙政坛。

然而，他的政绩往往为诗名所掩，致使后人不大提及。

王渔洋于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赴任扬州推官，至康熙四年（1665）九月离任，共在扬州为官五年有余。

扬州推官是执掌扬州府刑狱之官。

王渔洋在扬州期间，恰逢江南“通海案”。

所谓“通海”，是指当时部分抗清士绅与退避海上的郑成功秘密联络，从事反清活动。

此案涉案人员很多，案情极其复杂。

王渔洋赴任后认真开展案件审理工作，五年中处理大案83起。

在案件审理中他宽政慎刑，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受到扬州士民的爱戴。

在忙碌的公务之余，王渔洋不废吟咏，广交江东遗民逸老，从事文学活动，从而成为江南诗坛的核心人物，赢得了广泛赞誉。

大诗人吴梅村对王渔洋在扬州的办事干练和文学才华极为欣赏，他说王渔洋“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称赞王渔洋是“天材”。

著名诗人冒襄也称许王渔洋是“今日之循吏”，说他“任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

这些都是当时江东的精英人物为王渔洋留下的“传神写照”。

扬州历来是江东的繁华富庶之地，他做刑狱之官，掌生杀大权，但王渔洋秉公执法，不循私舞弊。

在那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作为扬州推官的王渔洋却不名一钱，正如他自己作诗说的“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

”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康熙四年九月王渔洋赴京任礼部主客司主事，自此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

先后在礼部、翰林院、国子监、户部、都察院和刑部任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王渔洋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

户部是掌管全国户籍和财政经济的机关，其中设有宝泉局，是铸造钱币的机构。

按照往常的惯例，新钱币铸造出来，办事人员要向主管官员呈送“样钱”，这就很容易演变成借机贿赂上司。

王渔洋到任后，立即取消了这一惯例，从而杜绝了这一弊窦。

王渔洋在户部期间，一次也没有派亲信去钱局，这与“近水楼台先得月”者又是大异其趣。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王渔洋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使，掌管督察院的主要工作。

左都御使是都察院的主管官员，总管查核百官，整饬纲纪。

王渔洋掌管都察院，官员升迁严格按资奉，杜绝一切关系后门。

公事之余，王渔洋一般在家闭门读书，除少数诗友登门拜访谈论学问外，门可罗雀。

王渔洋的人品、学问和处事赢得了最高统治者康熙的褒奖，康熙曾在畅春苑对大学士等人说：“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挟仇。

昔李之芳、孙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惟王士禛无是也。

其作诗甚佳，居家除读书外，别无他事……”并说王渔洋“老成忠厚，人品学问俱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八月，时任刑部尚书的王渔洋因与废太子诗歌唱和，触怒康熙，被寻一借口罢官。

王渔洋自京师回新城，家当就是几车书而已。

综观王渔洋一生的仕宦生涯，他为人谦逊和易，从政勤勉清廉，官声清明，著书等身，这当然与他自幼所受的家教以及饱览诗书加强自身修养有极大关系。

新城王氏非常重视家族教育，王渔洋的高祖王重光就曾制订家训，要求王氏子弟“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这则家训拈出的是“道义”和“读书”四字。

王氏一门，为官则效忠国家、清正廉洁，为文则华章叠出、著述等身，无不得益于这四字箴言。

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家祠忠勤祠。

王渔洋的祖父王象晋教育王渔洋兄弟也“恒举此训”，并把它写在厅事屏壁间，以作时时警示。

王渔洋晚年也曾作《手镜》，教育他做唐山县令的三儿子，让他做官要做到“清慎勤”，要洁己爱民，清正廉洁。

这些为官思想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王渔洋
王渔洋名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

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享年78岁，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追改士正，到乾隆时，乾隆认为“正”“禛”相差太远，恐流传日久，后人不知为何人，诏改士祯，补谥“文简”。

王渔洋从二十六岁开始为官，累官至刑部尚书，是著名的清官廉吏。

从政之余勤于著述，一生三十六种五百六十多卷。

独创诗论“神韵”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之久。

浩瀚的诗文掩盖了他洁已爱民，廉洁奉公的政绩，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

王渔洋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

先祖王贵元朝末年，从青州诸城迁至新城。

四世祖王重光第一个进士，王渔洋是第八世。

从王重光到王渔洋，历代冠缨不绝，科甲蝉联，先后出进士31人，举人46人，出仕为官者112人，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

可以说优越的文化环境、深厚的文学沃土造就了一代诗宗王渔洋。

王渔洋家学渊源，自幼熏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

六岁入学，八岁能诗，十五岁就有诗文出版，十七岁应童子试，三试皆是第一名，被誉为“神童”。

二十四岁时，在济南大明湖赋《秋柳》诗四首。

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的用典，若明若暗的包含着故国之思。

《秋柳》诗一问世，立即引起大江南北，特别是明遗民知识分子的唱和，和者不下百人，为后来的诗坛领袖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渔洋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二十六岁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

掌管司法，勘问刑狱。

短短五年时间完钦部件83件，使民无株连之苦，僚属惊叹，士庶称绝。

政绩显赫，擢升京城。

又以博学善诗被举荐，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圣祖玄烨的赏识，传谕：“王士缜诗文兼优，着以翰林官用，改侍讲”，入值南书房。

还亲征他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这在朝士中极为罕见。

更加巩固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当之无愧的被推为“诗坛盟主”，“文坛领袖”。

王渔洋官高权显，文坛地位显赫，交友却不论势位高低，以人品和文品论交。

最值一提他与蒲松龄的关系。

两人是文字至交，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结为好友。

他们交往的一条重要纽带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渔洋为其点评注说，眉批36处，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

使名不见经传的《聊斋志异》身价倍增，很快流传开。

康熙三十六年，王渔洋的儿子王启钫官至唐山县令，王渔洋作《手镜录》一册，予以教诲，告诫儿子审慎处事，洁己爱民。

王渔洋一生以“清、慎、勤”为做官准则，告诫儿子也要牢记这三个字的精神。

王渔洋在政治忌讳上，绝对谨慎，小心翼翼，从严为官。

就连康熙也说他“人品学问，老成忠厚。

”从中可以看出，就是在当今社会，王渔洋也是一个反腐倡廉的楷模。

王渔洋自扬州府推官历任十六任，累官至刑部尚书，一生飞黄腾达。

虽然如此，最终他还是被罢了官，名义上审告冤案，实际与争权夺力的因素有关，他是封建王朝的牺牲品。

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礼密亲王胤衱被立为太子后，遭到几立几废，成为高层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王渔洋曾与废太子礼密亲王诗酒唱和，被康熙得知后，触犯了他的大忌，借题罢黜。

当时降三级调用，王渔洋认为“以微罪被贬，于愿足矣”。

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离京回归。

送行者堵塞街巷，无为攀辕哭泣。

随身携带仅是“图书数麓，万首诗”，两袖清风回归了故里新城。

王渔洋诗文一生，著述浩繁，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带经堂》集是他重病卧床，不能起的情况下，枕上口授，命儿子启开帮助编写成册。

九十二卷，收入他的诗4000余首。

编次完毕，并未刊印时，先生就已经谢世了。

他一生吟咏不辍，至老不倦的著述态度是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

由于他才学出众，康熙念念不忘这位御前诗人“深可悯念”，在他七十七岁高龄时，诏他官复原职。

此时王渔洋重病在身，不能前往，使几辈扶掖向阙谢恩。

七十八岁故于新城。

王渔洋逝去，他的友人、门生弟子极其悲哀，纷纷前来吊唁和挽悼。

最有代表性的是蒲松龄，作哀悼诗四首，表达他的哀伤心情。

对诗坛盟主凋谢所造成的巨大悲哀，用“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形象描绘。

可见他是一个光彩闪烁的人物。

至此，他一生为官四十五年，最后七年居家著书。

从政从文，都有成绩。

从政，政声清明，人品高洁。

从文，是他更重要的一面，以诗论“神韵”鸣响海内。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坛宗匠的地位。

王渔洋与诗缠绵一生，先是以诗受命至上，位极人显，诗作也身价倍增。

最后离京回乡，也是因诗而起。

可以说他与康熙皇帝始于诗，终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