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建设的基本方针是

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的基本方针是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在资源开发与节约中，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

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

争取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问题
我国虽然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但我们的国土空间开发很不均衡，开发格局亟须优化。

一是经济、产业、资源空间布局不协调。

市场消费地与资源富集区空间错位，造成能源资源的长距离调运和产品、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经济运行成本和生态环境风险加大。

二是部分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大城市病普遍存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国土开发强度接近或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普遍趋紧甚至超限。

三是国土开发利用还存在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性矛盾。

农业和生态用地空间受到挤压，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矛盾加剧，保护耕地压力持续增大。

（二）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问题
我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特征，高能耗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创造的GDP与消耗的资源不成比例。

1978—2015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是全球同期增速的2.9倍。

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速大大快于经济增长，高耗能产品的大量生产将能耗、物耗、污染留在了我国。

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必须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三）关于资源高效利用问题
我国资源禀赋并不优越，资源人均少，质量总体不高。

人均耕地、林地、草原、湿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26%、66%、20%和25%。

同时还存在着利用方式粗放、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远高于发达国家。

（四）关于环境质量改善问题
当前，我国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30多年时间里集中显现，呈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增加了环境的治理难度，空气污染
特别是细颗粒物污染以及水、土壤等污染问题突出。

我国环境问题成因复杂，改善难度较大。

（五）关于生态保护与修复问题
我国生态承载力不足，布局性、结构性矛盾突出，生态系统稳定性差、生态服务功能低、全国生态整体恶化势头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森林生态系统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森林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不到日本的1/4、德国的1/6。

全国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面积分别占陆域国土面积的31%和30%。

部分地区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湖干涸、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灾害频发。

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刻不容缓。

（六）关于形成良好社会风尚问题
目前，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有悖于生态文明理念的不良风气，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尚未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低碳环保、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还需进一步普及，过度消费、奢靡铺张等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要靠法律、制度、工程等硬实力，也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培育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软实力，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人有责、共建共享的过程。

（七）关于健全制度体系问题
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一些体制机制瓶颈亟待突破。

只有将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才能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长效保障。

（八）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第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确定了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确立了“自主贡献、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模式，明确了2℃温升控制目标、适应气候变化目标，发出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明确信号。

我国在谈判中始终坚持公约框架，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决维护我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

同时努力抓好阶段性目标落实，切实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