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

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
中西方管理思想简单比较
1、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２０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

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才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２、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

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打上自己的民族烙印，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

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首先必须从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人手，进行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３、人类的管理思想起源于劳动，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管理思想的性质和特征。

（1）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东亚大陆，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对外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自然环境，使中国的管理活动具有典型的大陆民族的管理模式。

其特点：一是向心。

在管理思想上表现为：一方面讲集中，求统一，力求实现“协和万邦”、“四夷宾服”、“仁政王道”的理想，管理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眷恋国土乡邦的情怀，中国的管理是维系在思想感情和心理因素的强大向心力的基础之上的。

二是求同。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完备的天然的“隔离机制”，一方面使得管理体制和思想具有极强的融合能力，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和体系，没有发生过“断层”现象，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管理思想强调统一，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

在管理活动中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平衡是中国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是重人。

大陆民族生活较安定，血缘宗法关系非常紧密，因此管理活动的中心是“人”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以道德和教育为轴心，是一种“人文主义型”的管理。

（2）作为西方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希腊，其地理环境与中国则大不一样。

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内陆交通却极不方便，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而只能向外拓展以求发展，使商业和航海业发达较早。

这种海洋民族的管理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外向。

海上交通的发达、人员交流的频繁造就了一种外向型的民族心理，以地中海为走廊，几个文明古国之间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文化融合，其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曾多次相互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

二是求异。

标新立异是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形成了求知的科学方法（如形式逻辑）。

这种探究知识的榜样以后成为泰勒、吉尔市雷思和其他许多著名管理学者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试验，特别是城邦形式的复杂的奴隶制民主管理制度，这种城邦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实践经验，并证明了我们称之为协商式管理的价值。

三是重功利。

商业的发达和人员的频繁往来，使希
腊人在管理活动中一开始就较少关心血统的亲缘关系，他们重利益，讲功效，追求现实的成功。

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很早就提出了用统一的标准化进行管理的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经济管理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原理，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管理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主义型的管理。

4、管理思想是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下来，很少变动。

这种农业社会的管理形态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管理体制上是专制与民本相互依存的思想。

中国农业社会是由大量分散、小型、雷同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要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管理体制和万众臣服的管理思想。

自秦汉以来，中国这种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基本上二千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改变。

这种体制在组织上等级森严、上下有序，在领导上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严格统一，忽视差别。

在控制上重视整体效果，忽视个体利益，重视自上而下的控制，忽视自下而上的反馈。

第二，在管理方法上是经验与理性相互补充的思想。

农业生产必须注重经验、注重实际、注重应用。

一方面在管理上时刻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重人事轻鬼神，把管理活动放在实实在在的人间实务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崇王权，压抑神权。

另一方面，它不重言论，不重思辨。

注重在实际经验基础上的切实领会和直觉领悟，注重于实际行动本身。

但是，中国人的这种经验理性方法和西方偏重于眼前的成功和利益的实用主义又不一样，它善于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和估量事态的发展，从而采取恰当的、系统性的长期战略计划和管理措施。

这种经验理性的管理方法从不依据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重视通过严格的逻辑判断来进行决策，而更多地是应用兵、医、农、艺等四大实用文化来进行直观性的类比，做出决策和计划。

第三，在管理规范上避免过与不及而力争保持适中状态的思想。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

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的“过”或“不及”的状态，而能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

《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成为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是中国管理控制过程的标准和规范。

（2）西方的管理形态则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它围绕着如何使工商业主和资本家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展开，与中国农业社会型的管理形态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重经济利益不重道德教育。

与此相适应，西方的管理着重于企业的微观管理，不太重视社会的宏观管理；重视个人劳动能力和技术的最大发挥，不大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利益，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

其次，在管理方法上，西方管理善于思辨，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因此，一方面在管理上具有经验论的传统，但又不局限于直观经验，而是把管理理论建立在感性丰富、知性清晰的管理试验基础上。

这种经验论方法直接导致了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和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

另一方面，在管理中又具有反理性的传统，把管理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寄托于虚无飘渺的天国或“乌托邦”上面，宗教信念在西方历史上对管理的活动和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

西方的管理思想就是在这种经验的与反理性的惊人
的分裂和对立中发展的。

第三，西方的管理在市场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既有严密的形式又具有创新的精神。

一方面，它依靠明确细致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进行统一管理，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密的机械式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每个部分都有严格的责权利的规定。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商品经济生活，它又不得不经常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管理规范，不断进行着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革新和创造，因而没有一种管理理论能够在西方保持长期的主导地位，在现代更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这与中国具有强大继承性的管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5、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保持了一种封建的宗法制度。

宗法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并积淀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心理力量和组织形式。

这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管理活动的各种特征。

第一，家族型的管理组织。

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全国的“严父”，“天下一家”是中国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而礼的核心则是“仁”。

“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

因此，“礼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型的管理。

第二，伦理型的管理机制，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经纬，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干君；事兄梯，故顺可以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以移于君”，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各种管理行为之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机制的功能。

第三，心理型的管理方式。

中国的传统管理以“求善”、“求治”为目标，非常强调心理的作用，依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体群众，达到管理的目标。

而西方的社会组织形态则与中国大相径庭。

恩格斯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但自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后，这种“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

”血缘关系的瓦解，氏族残余的消亡，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征战掠夺的频繁，使得西方的管理是以利益为纽带进行组织的。

罗马帝国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分权治理，欧洲中世纪依靠的是神圣上帝的旨意进行治理。

近代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则一切都以金钱、利润为目的。

西方的管理组织撕开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面纱，以明确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作为管理组织的纽带，以经济效益作为管理的动力。

因此，西方的管理法律条文重于道德教化，实际利益重于心理情感，职责分解重于整体效应。

这种管理思想在２０世纪则发展成为以企业公司力中心，以明确的计划、组织、控制为内容，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西方各种管理理论和学派。

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然学派众多，典籍汗牛充栋，但从根本上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万全之策。

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周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力治者也。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说是一种“管理型”文化。

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决定，虽然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各自不同，但从两汉开始一直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一的基本构架和模式。

这种构架和模式的基本点是管理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

人本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它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
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高纲领，也是这种人本观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人本观具体表现为管理的人道原则、心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

整体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

它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在具体操作上，这种管理整体观表现为以计划为依归，以组织为工具，以领导为中心，以控制为根本，以训练为起点，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管理系统。

协和观是中国管理思想的灵魂。

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

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干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

管理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

这种管理的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力”。

经权观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规范。

“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

它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的目标。

７、中西管理思想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发展起来的，从管理历史的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看，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

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闪耀着辩证法的异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的管理中仍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得益于对这种中华管理文化的借鉴。

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有自身先天的缺陷：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

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

在管理思想的各种长处中本身也包含着各种弊端：人本观既把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整体观既科学地把管理诸要素及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却又可能成为失去活力、缺少个性、束缚生产发展的樊笼；协和观既正确对待自然、社会的各种辩证关系，注意保持管理系统的和谐稳定，又可能成为反对变革、摒弃竞争、害怕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经权观辩证地处理了管理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万古不变的“经”就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组织更新、模式变革的极大障碍。

传统管理思想中的许多信条，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何必曰利”、“父母在不远游”“子为父隐”等等，不仅在历史上成为管理方式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而且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

（2）西方管理思想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
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论，更是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的，因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

主要表现在：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

然而，西方管理思想的这些优点也伴随着诸多弊端：各种“管理科学”都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但这种过分重视理性的传统却造成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人的心理情感的结果。

对管理中的某一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总结出某一管理方面的规律，但却往往把这局部的规律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好走极端的弊病。

例如，“科学管理理论”是极端的唯理性论，而“行为科学理论”，却走上另一极端唯人性论；“管理科学学派”迷信“组织中心”和“技术中心”，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严密化、制度化，再次走到把人机器化的极端，当代“新潮派”则片面鼓吹“价值观念”的作用，又摆向了相反的另一极端，现代西方的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带来了新的矛盾，产生了被称为“帕金森效应”的弊病；管理技术的复杂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以致成为被美国人称为对“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财手段的迷信”。

中西方管理思想各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通。

这就是所谓“文化悸论”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思想中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

因此，中西管理思想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