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蒲松龄笔下悍妻妒妇题材文学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研究·文章编号：1002-3712（2012）02-0033-10评析蒲松龄笔下悍妻妒妇题材文学的社会意义罗文革（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北邯郸056001）摘要：蒲松龄作品中的悍妒妇女，面目有别、性情各异，是文学史上一种“另类”的女性形象。

悍妻妒妇题材的创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蒲松龄的“知己之爱”的爱情观进行了验证。

她们在婚姻家庭体制内对家庭地位、爱情独占性的追求，体现了悍妇们的自发抗争精神，展示了当时社会妇女朦胧的女权意识。

蒲松龄捕捉到了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并加以文学刻画。

关键词：蒲松龄；悍妻妒妇；婚姻观；妇女观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悍妻妒妇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妇女群体，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从史料来看，由于她们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性，一般的史书和地方志主要充斥的是贞节烈女忠臣孝子等内容，因而难见妒妻悍妇现象的记载。

不过，妇女史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代表作《闺塾师》中，就对明末清初江南闺秀的真实生活作出了再诠释，也曾提到了明末清初这个时期的悍妻妒妇的“如火如荼”之炙风。

从文学史来看，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此类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收稿日期：2011-07-20作者简介：罗文革（1968-），女，河北清河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她们在小说戏曲中悍妻妒妇们也因此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常作为主角，被大写特写。

因此，研究妒悍女性也多是依据笔记小说等材料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

蒲松龄笔下的作品中，也有关于悍妇形象的创作，为我们考察这一妇女形象提供了较好的研究素材。

蒲松龄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伟大作家。

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达到了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巅峰，小说共计491篇，由此，蒲松龄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此外，蒲松龄还以通俗文学形式写了大量文章、杂著、俚曲等作品，影响深广。

《聊斋俚曲》同样是蒲松龄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它与《聊斋志异》一俗一雅正好是蒲氏创作的双璧。

蒲松龄所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当中，悍妇形象不是很多，据统计在聊斋491篇故事中，涉及到悍妇形象的有20多篇，分别是《张诚》、《夜叉国》、《妾击贼》、《阎王》、《马介甫》、《雷公》、《邵女》、《江城》、《孙生》、《二商》、《鬼妻》、《崔猛》、《邵临淄》、《云萝公主》、《珊瑚》、《段氏》、《王大》、《杜小雷》、《大男》、《李八缸》、《锦瑟》、《辛十四娘》、《吕无病》。

《聊斋文集》中也有三篇专写“惧内”的文章，《与王鹿瞻》、《〈怕婆经〉疏》、《〈妙音经〉续言》。

《聊斋俚曲》中也有《禳妒咒》这样的反应悍妒妇女形象的作品出现。

悍妻妒妇是文学史上一种“另类”的女性形象，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制度下女性心理被严重扭曲的产物，历来受到读者甚至是作者的抨击与讥讽。

其实，悍妻妒妇们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她们的行为在道德方面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是女性在封建社会黑暗现实压迫下做出的极端反抗。

蒲松龄在现实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并加以文学刻画。

一、悍妻妒妇：“知己之爱”爱情叙事的另类印证对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爱情观和妇女观，文学史一向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蒲松龄塑造了许多美丽纯洁、忠于爱情、勇于反抗的妇女形象，并通过这些虚实相生、人怪特征相结合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男女自愿结合、平等相待的爱情，表达了下层妇女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桎梏、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愿望。

的确，蒲氏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小说作品，一扫时文的陈腐气息，给予女性相当的认可与同情，其所塑造的不同流俗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其中流光溢彩的花妖狐魅，亦给我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趣味，带来了新的风气。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提出了一种崇尚“知己之爱”的爱情观。

他认为知己之爱的寻求必须立足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从实实在在的现实感情出发，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

而且知己的酬答是不计利害的无私奉献，是永久、恒定的贞定。

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知己之爱的割舍，也是对对方心灵攀爬的结果，是灵魂深处痛楚的抉择。

例如，《聊斋志异》里的《连城》篇，叙写男女主人公乔生与连城因知己而钟情，经历生生死死的磨难方终成眷属，颇近似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

乔生与连城的爱情故事，与众多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同，也与《聊斋志异》里的多数爱情故事不同，他们的爱情不是发生于郎才女貌的一见钟情，而是发生于才智上的相知相赏。

连城的《倦绣图》和乔生的题诗，是他们心灵沟通、相知相赏的契机。

女主人公的容貌没有起任何作用，她也没有关心男主人公的仪表、风度。

这显然不是作者的疏忽，忘记介绍主人公的仪容了，他是有意写成一个知己之爱的故事。

这种注重相知、注重心灵和理智的契合，便由自然本能的情欲上升为具有人类文明内涵的爱情，两性的结合也不再是为了单纯地满足情欲，尽人类繁衍的义务，或者屈从其他方面的个人的或非个人的利益。

此时，蒲—知己之爱。

这种知己松龄所建构的是一种新的爱情婚姻观念——之爱，在蒲松龄的其他作品，如《瑞云》、《乔女》、《阿霞》、《武孝廉》等篇中，都有较为完整的表述。

同时，他所建构的系统完整的“知己之爱”的爱情观，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

另外一方面，蒲松龄对于这种“知己之爱”的爱情观的阐述，以讽喻的方式在悍妇题材的作品中借以表达。

在悍妇题材的作品中，蒲松龄描述了相互漠然、怨恨，毫无“知己之爱”的男女主人公。

悍妇们斤斤计较，并不是为了夫妻之爱或者家庭的和睦，而是一己私利，或个人得失。

《锦瑟》中，兰氏毫无夫妻感情，经常奴佣丈夫王生，自享馐馔。

面对淡漠的妻子，王生觉得笼罩在这种夫妻关系下的生活，还不如一死了之。

反过来，缺乏“知己之爱”的悍妇的丈夫们，通常生活在情感的压抑和荒漠之中，因此才有了在悍妇高压之下仍有丈夫寻花问柳、偷纳小妾或暗置外室的不忠举动。

在蒲松龄的悍妒题材里，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安排了夫妻之间缺乏真爱的冲突暗线。

如，《邵女》中的柴生与金氏发生了矛盾便数月不归，即使回到家中还一直想着纳妾，恶化了夫妻关系。

又如，《吕无病》中的孙生，为了躲开王氏，他远游以避，夫妻之间的隔阂更以加深。

这些设计与《聊斋志异》中反映凄美爱情故事的作品迥异，体现了作者对“知己之爱”爱情观的反面描写。

这种反面题材的叙事风格，表达着蒲松龄对悍妇的强烈的憎恶感，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作者对“知己之爱”的爱情观的向往和追求。

二、个体反抗：婚姻家庭体制内的自发抗争蒲松龄敏锐地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的妒妇悍妇这一现象，并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形象地再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历史画卷。

在这幅历史画卷中，虽然蒲松龄把悍妇们的行为归因于道德沦丧，但从悍妇现象的社会学角度来看，悍妇们的悍妒行为实际上是对悍妇个体所处的封建婚姻家庭体制内不公平问题的一种集体性抗争。

虽然这种抗争是个体行为，且是不自觉的自发行为，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

其一，通过悍戾行为追求家庭地位。

悍妻妒妇们的悍戾行为往往附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追求自身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威地位。

悍妒行为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的一种抗争。

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对婢、妾的确有些过激行为，但我们也应看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制度。

它以男性为中心，规定女性绝对依附于男性。

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管物质利益，还是精神需要，都要通过男性取得，作为女儿，通过父亲，作为妻妾，则通过丈夫。

而婢、妾虽然在封建家庭中的地位几乎最低，人身也最没有保障，但她们一旦受宠，则将直接威胁妻子的地位。

而且，丈夫娶妾纳婢后所引起的子嗣问题更是影响重大，一旦她们养了儿子，就将“母以子贵”，妾婢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高完全可能将无出的正妻排挤出家庭的核心层。

因此，悍妒妻子们怎能不小心提防呢？更何况《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悍妇，例如《邵女》中的金氏、《吕无病》中的王氏、《辛十四娘》中的阮氏、《大男》中的申氏等人自己都没有儿子。

其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实现精神追求。

悍妒是女权在不得伸张的宗法社会中女性生命力受到压抑而发生变态，从而对夫权和族权进行报复的畸形行为方式。

在不得伸张的女权之中，有一悍妇们所极力反抗的核心要素——一夫多妻制度。

在古代，一夫多妻是受法律保护，为习俗允许的。

“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使男子拥有了各种特权，“多妻”便是特权之一。

这种不合理婚姻的最直接结果是使女性处于情与性的饥渴状态。

在这样的婚姻里，女性想的最多和做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情与性获得满足。

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固有特性，向往美好爱情和婚姻的女子容易在宗法社会的压抑之下产生畸变的悍妇行为，这些悍妇行为恰恰就是她们的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恶性循环。

封建社会男性文化对女子生命的最残忍、最直接的欺辱和禁锢不是剥夺了女性公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和机会，而是压抑扭曲女性的正常生命欲望和她们对恋爱婚姻的追求。

封建伦理纲常赋予了男人更多的情感放纵、生理放纵的权利：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游戏于烟花柳巷；丈夫在妻子死后或者恩赐式地将妾提升为妻，美其名曰“扶正”，或者另娶娇妻，雅其名曰“续弦”。

这一切给男性的特权都是建立在对女性欲望的压抑和支配的基础上的。

蒲松龄笔下出现了一些所谓贤母、节妇的形象，也出现了许多所谓悍妻妒妇的形象。

有学者认为，贤妻良母与妒妇悍妇的二元对立，构成了蒲松龄道德哲学的核心，凸现出他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心态和人格分裂。

［1］无论蒲松龄是否具有这种矛盾心态或者人格分裂，但我们从这些悍妒妇女形象中可以发现作为贤—她们无非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精神独立的母、节妇的反面——向往。

悍妒行为是悍妇们作为女性自我保护和“爱情复苏”的手段而产生的。

蒲松龄笔下的所谓“妒妇悍妇”为了悍卫自己的性权力和家庭中的权威性，为了保住自己在家庭中拥有的地位，她们终于忍不住了，像久困樊笼中的母狮一样发出了吼声。

她们战战兢兢但却是疯狂地举起了复仇的“皮鞭”。

卑微的婢妾在“皮鞭”下痛苦地呻吟，至尊无上的丈夫在“皮鞭”下无奈地低下了高傲的头。

这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爱情地位的精神追索，无非是在行为表现上出现了异化而已，其最初的动机无可厚非。

以《江城》篇为例来分析悍妇们在爱情上的精神追求。

江城与高蕃自幼相识，青梅竹马，后于途中巧遇，两情恋恋，以红巾相易而别。

虽然他们尚缺乏深厚的感情交流，但比起那些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

婚后，“夫妻相得甚欢”。

但时隔不久，江城却“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常聒于耳”；而“生以爱故，悉含忍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后迥异的感情反差呢？发生矛盾夫妻析居后，高生并不耐寂寞,“暗以金啖媒媪李氏，纳妓斋中”，又欲引诱陶家妇，结果被江城识破，“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

自此以后，高“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摄不能为人。

女批生畏之若狼虎，颊而叱去之，益厌弃不以人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