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与山野精神

摘要: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思维方式上,它们都主张向传统复归,认同民间文化;致思

途径上,都采取“向后看”的视角,礼赞农业文明的闲适和平和,批判现代文明的喧嚣和躁动。正因为此,我们在寻根

文学中不仅能看到自然山水的影姿,也能感受到作家回归大地、融入山野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山野精神

一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新时期之初,文学密切关注社会,参与思想解放,较之“现实”来说,“传统”还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反传统”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共同将启蒙这个“五四”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话题推到了文学思潮的中心地带。人们大多以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憧憬着未来,想象着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与便利。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作家在对现代化表示由衷赞赏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前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既具体又实在,但面对现代化已经显露出来的理性膨胀和人性危机,又对此产生一种警惕、排斥心态。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语境下,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举起“寻根文学”大旗,批判技术理性,缅怀农业文明宁静、平和的生活方式,试图在乡土、山野中寻找一种精神安慰。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现代化的国家,寻根作家更多的是理性上主张现代化,情感上依恋传统,不与现代化正面冲突,而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寄托他们的理想。寻根作家的复杂心态可以从罗兰·巴特那里得到说明。生活在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巴黎,呼吸着后现代气息的罗兰·巴特说,他很向往这样一种写作氛围———“在远离城市的村庄,在听不到城市一切喧嚣的地方,在昏暗的油灯下,让神思在心灵与宇宙之间自由地穿梭”。其实,从韩少功、阿城、郑义等人把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开掘并希图从中寻求一种价值支撑之时起,寻根文学就与国内正在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期而遇,并迅速达成默契。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向“传统”复归,在过去与当下的比较中礼赞过去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寻根作家认为“规范文化”之根大都已经枯死,文学之根应深植在那些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远村、山寨里,这些“不规范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从李杭育对“最后一个渔佬儿”充满深情的抒写来看,他在为吴越民间文化吟唱挽歌的同时,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以天人和谐为生存准则的农业文明。《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施耀鑫、福奎对现代文明的看法可谓典型,“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蛳壳里做道场。哪比得上打鱼自由自在。”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传统农业文明保持了固有的自信与镇定。然而,自信与镇定的同时,李杭育也表现出不安与彷徨,施耀鑫平静地躺在床上,让自家的小洋楼立了起

来,福奎也不无羡慕地看着对岸的灯光,不由自主地慨叹城里那帮照着钟点干活的孱头还真有点能耐”。不过,短暂的认同过后,施耀鑫虽承认小洋楼既时髦又实惠,临走之前仍不忘朝它吐一口唾沫,福奎则更顽固,即使穷得连裤头也要从相好那里拿,仍坚持打渔持家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氛围中。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分析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时说:“日尔曼及东欧的反现代化思想家一致地认为中古时代为社会理想状态的范式,也一致地仇视于社会实际所朝向的改变方向———布尔乔亚文化。就在其运用中古与乡民社会为社会至善的试金石这一点上,我首次见出将反现代化者对现代化反应的性质在概念上加以体系化的方式。”[1]91与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中古时代”作为社会理想典范一样,寻根作家在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将传统不规范文化及乡土社会加以美化,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有对社会变革持“仇视”态度,而是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与惆怅情绪。寻根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少功,在其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中曾信誓旦旦地提议:“释放现代观念的热情,来自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中又说,“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地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

造中寻找优势。”这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论颇有相似之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的是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说明现代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传统中早已包含,现代化不过是传统的“转化”而已。当韩少功带着“重造”传统的寻根理想进行创作时,却遇到了寻根文学的一个“死结”:传统之“根”并非想象中美好,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传统根系甚至是很丑陋、很猥琐。既然传统之根已经腐朽,“重造”、“镀亮”初衷就失去了价值依托。于是,韩少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境地,《爸爸爸》中,无论是作为“原始楚文化”传承人的丙崽,还是作为“现代文明”代表人的仁宝,都令人极度失望。在韩少功笔下,丙崽成了一个怪物,有人称其为“封建原始愚昧生活方式的象征”,有人称其为“民族劣根性的活化石”。在这样一个被鸡头寨人奉为神明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愚昧、蛮荒、保守、僵化,全然没有楚文化的自强不息、古道热肠。另一个反对保守、倡导维新,“穿皮鞋壳子”、“行帽檐礼”的走出鸡头寨见过世面的人物———仁宝,也不过是一个淫邪、浮浪、怯弱、卑劣的无赖之徒,他虽然打破了鸡头寨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固执封闭、陈旧保守,却又陷入更为人们不齿的贪婪淫恶、矫饰浮浪。可以说,丙崽式的传统文化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仁宝式的现代文明也不能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接下来的《女女女》中,韩少功延续了这一困惑,一生勤俭助人克己奉公的幺姑,到了晚年突然变得自私贪婪,就连她的身体也在萎缩颓败下去,将要变成一条鱼,幺姑的蜕变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人类正在向原始形态的复归。联系韩少功在一篇题为《海念》的散文里的一段话,“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我们可以将幺姑的“返祖归鱼”行为看作是现代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一次“想象”———既然未来让人们看不见拯救希望,不如去集体缅怀过去的传统文明。显然,《女女女》中,韩少功的精神困惑消除了不少,虚无的情绪有所节制,但文化保守主义气息却渐趋浓厚。在他后来的一系列随笔、散文中,这种向传统复归的保守主义倾向愈加直白,他赞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论断,“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古老沉睡的东方文明有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下隐而复出,光照整个地球”;他推崇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认为他们都是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尽管发表了一些反现代化的言论,颇有落伍者之嫌,“却仍然是日本精神现代化的一部分,是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从汤因比到川端康成、东山魁夷,韩少功一再表现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赞美20世纪30年代,作家沈从文多次表白自己是“乡下人”,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他带着一种文化守成心态,创作了《边城》、《月下小景》等原野牧歌式作品。无独有偶,同为湖南老乡的韩少功也喜欢说:“我是个乡下人”。在他看来,乡村才是生命之所在,是文学根系发达的地方,他甚至还不无偏见地说,乡村才是丰富多彩的,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多少有点缺乏个性”,如果说乡村是天然杂陈、人文荟萃的渊薮,那么城市是什么呢?他不无调侃地说:“那只是从太阳那金灿灿的肛门里排出的一堆晒出硬壳的粪便。”[2]较之韩少功小说价值观念的模糊游弋,他散文的保守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外露。

二寻根文学与山野精神

除了价值标准的趋同之外,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民间”的认同上也是一拍即合,它们都认为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传统文明几乎丧失殆尽,遗留下来的部分也主要保存民间。现代文明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传统文明则是俚语、笑料、性爱方式、风俗习惯……要追寻传统,民间是一个不应忽视也不容忽视的资源宝库。寻根作家李杭育在把文化截然二分为范与不规范之后,公然指出“规范文化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就具体的创作文本来看,贾平凹之于商州文化,韩少功之于湘楚文化,莫言之于高密文化,张炜之于胶东文化,张承志之于伊斯兰教文化,郑义之于晋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地域文化的眷恋。谈及“红高粱系列”,莫言在创作谈中曾说:“小说就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在致张志忠的信里他又解释说,“所谓小说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失落的家园或精神故乡之说,并不是我的发明,好像一个哲学家说哲学如是。我不过挺受感触,便移植过来了,此种说法貌似深刻,但含义其实十分模糊。说穿了,文学是一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