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哲学研究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方朝晖摘 要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
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
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
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关键词 儒学 现代学科 现代性 中华文明一 年前与一位学者聊天,他本不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但最近出于兴趣看了些中国哲学研究论著,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代不如一代。
他非常感叹地说,如今中国哲学界最突出的学者,也没有一个人在气象、格局、规模上能与冯友兰先生相提并论,更不要提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老一代学者了。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与他们的国学训练方式有关。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今日治国学特别是儒学之人,大都分散在大学的哲学、历史或中文等系科里,这一完全模仿西方建立的学科体系不能给国学或传统经学一个独立的位置,而是将传统的经学或国学“五马分尸”,打散之后分布到文、史、哲等学科中,由此也必然导致治学方式的重大转变。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古人治学的第一课是从小将经典反复背诵,背得滚瓜烂熟。
经典对他们的影响并未限于内容或思想,而且包括相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规范、行为规矩等等。
尽管背诵(特别是年幼时)可能并未马上吃透文义,但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可能是极其深远的。
当代儒学的困境和出路
当代儒学的困境和出路刘韵冀刘东超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以儒学为旗帜的运动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思潮。
这不仅因为儒学曾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且在某些学者那里出现了重回这一地位的期望；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在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就其总体来说似处于上升态势。
不过，它同时又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而从根本上说它还没有完成现当代转型。
本文要做的工作是考察这一运动，探讨其存在状态、面临困限和可能出路。
而我们之所以进行一工作，是因为这一考察不仅涉及到对当代中国思想格局的观察，而且涉及到对中国文化未来格局的预期。
一当代儒学的存在状态本文所说的当代儒学指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以儒学复兴和重构为主要任务的思想潮流。
而我们之所以以七十年代末期作为当代儒学运动的时间上限，是因为在此时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规模、深层次的现代化运动得以全面铺开（在此之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作这新一阶段的准备过程），这自然为思想文化层面的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基础。
而且，儒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港台新儒学的老一代学者如唐君毅（1978年）、方东美（1977年）、张君劢（1969年）、徐复观（1982年）等多归道山，另一重镇牟宗三在哲学体系建构上也进入晚期阶段，新一代儒家学者则成长起来。
同时，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评价也不断提高，并逐渐出现了当代儒学思潮。
从那时开始到今天的二十余年中，可以说儒学运动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方式，儒学的存在状态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对此，我们可以从思想和现实两个层面进行把握。
在思想层面上，直接承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港台现代新儒学思潮1构成了汉语思想界当代儒学运动中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支流。
列入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王邦雄等2。
同时，和这股支流有着相近思路理应归入广义现代新儒学思潮（但却不被一些论者归进这一潮流3）的方东美、钱穆两系中也有一些学者在从事当代儒学的探索工作，其代表人物是成中英、余英时。
儒家文化在晚清时期的振兴与危机
儒家文化在晚清时期的振兴与危机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儒家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儒家文化经历了振兴和危机两个阶段。
儒家文化的振兴，不仅对晚清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对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启示。
一、儒家文化的振兴晚清时期儒家文化的振兴，主要是由于清朝政府进行了康乾盛世的改革和创新。
在这个时期，科举制度的退步与残破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落，但康乾盛世的变革和创新，则使儒家文化产生了新的生命力。
在康乾盛世的背景下，儒家学术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推崇，很多学者便开始将儒家学术与现代化的思想结合起来，创造出一批重要的思想流派，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进程。
江苏扬州一带的民间教育，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晚清儒家文化的振兴，特别是扬州社会上的各种“书院”，为晚清儒学、文化、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在这些书院中，以文化思考、实践为核心的学术活动成为了晚清时期的一大特色。
同时，晚清时期的社会中还出现了一大批的儒家学者，他们采取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推崇和改革，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思想家，他们通过大量的学术交流，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
儒家文化的振兴与康乾盛世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改革必要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而且也为中国的学术文化重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儒家文化的危机晚清时期，儒家文化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同时也出现了危机。
儒家文化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变革与进展，导致传统儒家思想渐行渐远，不断被打破和改革，而儒家文化因为没有进行到位的变革而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明确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中面临了重重的困难。
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经历了巨大变革，由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越来越受欢迎，而传统儒家思想却无法适应现代理性思想的发展。
此外，西方文化的介入以及基督教等宗教的大量传播，也使传统儒家思想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这一切都使传统儒家思想无法有效地与当代社会联系起来。
中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中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一、20世纪以来中华儒学面临的挑战第一个问题，是讲挑战，就是要看这个百年的儒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冲突，在这下面来成长、来发展的。
20世纪的中华儒学的发展，它是经历了四次的挑战和面对了四次的挑战。
（一）清末到民初政教改革对儒学的挑战第一次就是清末到民初的这个政教的改革。
因为知道这个1901年，这个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就是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
这个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那么在这样一个倡导下，老的儒学就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就是儒学第一个意思就是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这种儒学学校就式微了，就是全国开始大办这种新型的学堂，所以这个举措它就是对科举制度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挑战。
那么到了1905年，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清朝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
因为知道这个科举制度对于儒家的这个生存来讲，是带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说在前现代的这个中华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它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第一个基础就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那么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王朝的统治的这种推行。
第二就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是作为文官这个考试制度的主要的科目。
那么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几千年来，中华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这种乡治的这种制度。
那看晚清的战略改革从科举制度上，对这个儒家的这个生存可以说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1905年以后，虽然这个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就是在所有的学校保留经学，保留经学的课程。
那么要求学校要继续在这个孔诞日，要能够祀孔，就是祭祀孔子。
那么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
辛亥革命以后，在这个蔡元培这个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
那这样这个尊孔读经一般讲的，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挫折。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牟钟鉴一，儒学面临的新挑战空前严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
佛教的进入並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
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却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
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所否定所抛弃，几乎失掉了存身之所。
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
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经济发达，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也地位牢固，为外国所敬慕。
儒学本身正处在上升兴旺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
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销其辉煌，正宗地位並未动摇。
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有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
中国並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也在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近现代中国的情形很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力日衰。
清帝国后期，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龚自珍诗）的局面。
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
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
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德的根本宗旨是鼓励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并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社会,立身做人。
儒家道德思想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有的伦理规范,彰显岀儒家便宜和、尚德的人文理想。
1·关于人与自我的道德内容在处置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倡导必须正确认识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至理想的人格境界。
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似乎更注重人的道德价值。
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
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
做为儒家经典的精髓《大学》谈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身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成其身;欲修成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荣其意者,先致其言,格物在格物。
物格而后Though,Though而后静心,静心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成,身修成而后家魏,家魏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就是最出色的表明。
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
指出一个人,存有了自我学识的底气与建议,才具有人生学识的基础。
其次,“好学”,“好学近乎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就是非常关键的,“不好仁不好学,其倚也仁义;不好言不好学,其倚也南宫;不好信不好学,其倚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倚也钩;不好勇不好学,其倚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倚也狂。
知识点1_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1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宣扬 的老庄哲学，经过曲折的演变，终于与儒家哲学相表里，即 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宣传儒家纲常名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 心主义思想，成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2）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①儒教：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 。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西汉以来的道家哲学思想，并把儒家的 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 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以精神性的“无”， 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世间万事万 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体现在政治上 ，便主张“无为”，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 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所讲的“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 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在讲处世术。从“无为”出发，为 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即自然”，封建 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
知识点1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 兴运动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即佛教吸收儒学 精神，渐趋中国本土化；道教也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 ”又“遵道”。 （1）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 ①佛教的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 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们将佛教作为巩固统治 ，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会矛盾的尖锐 。当时南北对峙，王朝更迭频繁，兵戈不息，剥削残酷，压 迫深重，人民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 大欺骗性。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 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安慰；第四，实 际经济利益的驱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国家户籍 ，可以逃避赋役，破产农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独立 的经济力量；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7.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 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 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C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8.清代有学者说：“古有儒、释、道三教， 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士大夫、 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 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 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这表明（ C ） A．小说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传播载体 B．小说的兴起冲击了封建等级观念 C．市民阶层扩大推动世俗文化发展 D．世俗文化整合了社会的价值观念
课堂探究 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 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 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 程颐认为：“汉 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 之治过于唐”的 世子孙，皆不可使。玄宗才使 理由是什么？由 肃宗，便叛。肃宗才使永王璘， 此理学的终极目 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 标是什么？ 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 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矣，汉 有纲正。 －－程颐
根据以上材料说明宋明理学的主张有哪些消极和积极的地 方？我们今天对宋明理学应采取什么态度？
消极： 用三纲五常维系封建专制制度，压抑、扼杀人 们的自然欲求,阻碍社会进步。 积极 1、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力 量；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 2、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3、强调社会的和谐，具有忧患意识。 4、凸显人性的庄严。(长幼有序，怜贫恤寡， 勤俭节约，恪守本分等）
五、
评价宋明理学
材料1 朱熹：“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 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学习和修养的目的就是“遏人 欲而存天理”。 材料2：朱熹：“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材料3：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材料4：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 学，为万事开太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是弊大于利 对外1班 王岚
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是弊大于利
对外一班王岚
1、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以及皇室的统治，从本质上来说就首先不符合当代中国所提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
2、儒家所提出的仁政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法治社会，实行仁政会使法律失去基本的震慑力，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犯罪，正是这样的道理。
海外的许多国家，比如新加坡，法律严明，对于随地乱扔垃圾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我国对许多重大犯罪事故仍然网开一面，这对于国家的治理是非常不利的。
3、儒家所提倡的孝对现代也有很大的影响，可愚孝是我们不提倡的。
古代的二十四孝图中有许多孝子的故事，可这些故事却都是愚孝的体现。
这些都是绑架思想的体现，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都是需要摒弃的。
4、儒家的主张千百年来影响这我们，就在外交领域也有影响。
在儒家的影响下，我国的有些外交总是处于中立而没有鲜明的立场，导致我国在处理某些外交事务的时候体现出了一定的软弱性，没有强硬的态度而是一味的让步，这对我国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5、儒家文化提倡的男尊女卑深深地限制了妇女的权利，从古至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都十分的底下，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的地位也才开始有所提高。
但现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
人们普遍认为男士的能力应该比女士强，男士应该是家庭中的顶梁柱，如果女性的工资比男士高会是一种很丢人的事。
这就是
男尊女卑在当代的体现。
另外，许多边远地区的农村也仍让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恪守着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加改变，使得该地区封建落后，无法快速的发展。
儒道法在当代的积极和局限
儒家、法家和道家管理思想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摘要】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在现实管理中既有其合理性，并为现实中的管理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但是也存在一些过时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为现代的管理工作服务，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三家的管理思想，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积极性、局限性。
儒、法、道三家的主要管理思想在我国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中，儒、法、道三家的思想毫无疑问的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无论是影响上还是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历史上无不是主要围绕着这三大家管理思想来进行的，可以说，我国的历史也是这三家思想相互竞争和应用的过程。
一：儒家管理思想：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它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它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
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为官者要清廉爱民。
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
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
老吾老，及人之老。
”。
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
”，善於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儒家思想经过了后人的不断的发展和丰富，继孔子之后，孟子是又一位深化儒家思想的重要人物。
清朝的儒学复兴运动
清朝的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清朝，儒学被作为官方思想和教育体系的核心，对社会影响深远。
然而，在清朝晚期，随着近代化思潮的冲击，儒学逐渐失去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本文将探讨清朝的儒学复兴运动，解释其背后的原因，并展示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儒学复兴运动的背景清朝自康熙时期开始，儒学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成为实践传统文化的工具。
然而，随着中国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困境的加剧，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提出质疑。
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和近代化理论的涌入，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儒学在当代社会中的适用性。
二、儒学复兴运动的原因1. 外部冲击：清朝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冲击，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千古一贼战争，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自信。
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体系已经被证明是不完善和落后的，需要进行改革。
2. 内部困境：清朝内部存在的问题，例如腐败、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以及封建的统治体系，引发了一些人对社会变革的呼吁。
他们认为儒学教育体系的僵化和急需改革，以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
3. 新思潮的涌入：西方思想和科学的传入，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观念。
他们开始思考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并寻求新的知识和理论，以驱动国家的进步。
三、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1. 儒学的变革：儒学复兴运动推动了儒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儒学单一教条的局面。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新儒学，强调儒学与科学思维和现代价值观的结合。
这使得儒学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2. 教育改革：儒学复兴运动推动了清朝教育体制的改革。
新的教育制度注重科学知识和实践，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
通过这种方式，清朝的教育向现代化迈进，培养了一大批继续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
3. 社会变革：儒学复兴运动带来的思想变革影响了整个社会。
一些传统观念逐渐被打破，例如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受到挑战，社会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依赖于出身和血统。
四、结论儒学复兴运动是清朝晚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价值观和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挑战。
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
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
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
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
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
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
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
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
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
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
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
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
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
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
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
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思想就成为了正统思想。
然后，到了东汉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
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学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其统治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儒学吸收佛道的精神，有了新发展。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主张，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道的理论。
唐，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
唐代中后期，韩愈率先提出了复兴儒学的主张。
他激烈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学的仁义是最高的道，提出了儒学的“道统”思想。
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则提出必需从“性命之源”的高度来理解孔子之道。
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
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北宋士大夫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
他们推崇《春秋》中的“尊王攘夷”之旨，批评唐代政治，指出其根本弊病是不重儒学的纲常伦理，致使女后专政、权臣跋扈，最终导致唐末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
他们认为，要巩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需以唐为鉴，复兴儒学。
在北宋新儒学思想家们的持续努力下，研习儒经义理之风大开，士气随之大变，重忠孝、讲廉耻、励气节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
理学就是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孕育而生。
儒学困境
张志伟:“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内容提要】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造成了传统的“断裂”。
当人们开始审思现代化的局限时，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例如儒学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
然而，我们不仅需要弄清楚要复兴的是儒学的哪个方面（制度、思想或习俗），而且需要明确儒学之复兴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的确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思想传统，然而当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面临着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挑战，尤其是置身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时代，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社会“兼容”从而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本文以“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为主题来讨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涉及为什么需要复兴儒学的问题。
之所以在“断裂”与“兼容”上打了引号，是因为这样的措词并不准确和恰当，不过却可以突出问题的重点。
在某种意义上说，“断裂”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兼容”则是儒学复兴面临的任务。
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古今中外”之间多重复合性的矛盾：“古今”意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中外”象征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
这两对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出纠缠不清、多重变奏的“四重奏”，是我们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问题的大背景。
为了讨论的具体化，鉴于儒学或儒家是19世纪以前在中国社会从上而下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而本文以儒家或儒学代表传统文化。
由此观之，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儒学或儒家不仅仅是体现在文献典籍之中的思想学说，而且是文化、制度以及积淀于日常生活世俗文化之中的伦理观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按理说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需要具体深入的研究，不应该再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研究了。
然而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庞大，几乎构成了一个问题域，而其中的每个问题都存在着误解和偏见，所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还是有必要的。
儒学复兴时代的隐忧
儒学复兴时代的隐忧龚鹏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课程前言王鲁湘：儒学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
时至今日，儒学在国内引发了一波一波的热浪，此起彼伏，诞生了一批标志性的建筑，启动了一系列的仪式活动，捧红了一大批明星式的学术人物，儒学似乎成了可以解决从经济秩序到道德体系，从文化意识到社会制度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
当我们油然而生文化大国国民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儒学复兴的到来是不是已经有揠苗助长之嫌？那么我们的学术界准备好了没有，社会的条件从实的制度到虚的文化心理，是不是也已经都具备了条件？怎么样才能使儒学真正地复兴，儒学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重返中国？所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台湾的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
王鲁湘：龚鹏程先生是一位奇人。
他是一位奇人就是，你们从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头看到的某一种类型的人物，其实龚鹏程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原型。
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儒雅的一个饱读诗书的一个文人，同时又是一个武林高手，而且还和三教九流，台湾的各种黑帮江湖，关系还很密切。
您为什么从小时候好像看上去是一个不良少年，和人打架斗殴的人，能够后来成长成为这样的一个学者？龚鹏程：我只是不适应制式化的教育，所以这种年轻时候的叛逆或者斗殴等等，其实是我们在对于现代化的这种教育体制的不适应，但是我因为很小读过孔孟的书，所以我基本的人生的准则跟方向并没有偏离。
王鲁湘：我跟龚鹏程先生是同庚，我们都是1956年生人，属猴，但是龚鹏程先生从小饱读诗书，而我要到19岁才听到孔子和孟子这个名字.我想这大概就是海峡两岸传统文化的一种状态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就是一个鲜明的比照。
据我所知，在台湾的国民教育中间，儒家经典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是吗？龚鹏程：当时国民党到了台湾去以后，所实施的教育，正如您刚刚讲的，儒学变成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跟当时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他就会强调，三民主义是延续孔孟之道。
不过台湾因为它从清朝以来，它本来就是一个儒家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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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
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
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
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
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
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
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
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
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
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
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
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
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
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
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
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
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
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
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
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
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浮嚣之因制度方面，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
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
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
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
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
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
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儿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
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
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
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
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
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
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
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
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
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
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
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
儒商问题，本来在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
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
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
”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
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
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
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传统与现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
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
这种文化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
而这种社会，正如PeterBerger《飘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一书所述，是要奇妙地消除史迹、遗忘历史的。
我们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不就是如此吗？如今看起来好像业已不然，可实际上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
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
但在我们这儿，这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
谈儒学的人，也许仍是冬烘老学究，徒抱遗经，以护存文化为职志，而对现代化情境漠无感知，无从应对；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为儒学招魂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
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大致合一。
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
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
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型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
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
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型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
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
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
擅于包装与营销者，自会在其间利用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盟诸术，销行其产品。
大众或分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
胶囊一粒，轻松入口，便蕲能健身益神，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的批评中。
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
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或一批文章才能谈的事，在此我反而觉得也许先不要谈那么多。
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说为真实。
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
连四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
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
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社会结构问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
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