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理论

诺斯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而名噪经济学界。

他对中国二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深感兴趣，并多次来华进行考察研究。

他说，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断进行渐进式的经济变革，比如通过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转化，要制定清晰的规则。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法规已经存在，但并未认真实行。

因此，有必要破解市场经济的阻力，以减轻交易成本。

诺斯指出，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在竞争中有输有赢，但终究是很好的分配资源的办法，要朝着公开公平的方向努力。

当然，政府也应考虑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

诺斯还同国家统计局官员和海内外经济学家就制度经济学、中国贸易顺差等问题展开探讨。

他在回答经济学家的提问时表示，他认可并希望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

诺斯“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劳格语）。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诺斯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已经变成了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新政治学派的学术中心。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

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

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

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

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

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

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

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

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

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一）、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支柱。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曾提到“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

很显然，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

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降低或减少费用；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保证；从整个社会来说，个人的投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在产权行使成本为0时，充分界定的产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

所以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必要的。

（二）、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

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一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对这一悖论的论证，诺斯是从国家与产权的关系上展开的。

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

那么，对国家存在的解释到底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呢？诺斯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用“暴力潜能”论解释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
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

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