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苏东剧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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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苏东剧变的认识
摘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给冷战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世界出现了一强独大的局面。如今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的崩溃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如错误的改革,领导集团的专断和腐败,对马列主义的抛弃及西方因素等。
关键字:苏联,东欧,腐败,专断,马列主义,西方。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以及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被极大的削弱,世界格局重新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人们一般把这一事件称为“苏东剧变”,也有一些人称其为“苏东巨变”。虽然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但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更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一历史事件,汲取经验教训。
历史回顾
1990年12月14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
1990年,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的国内形势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多数国家政治上普遍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过渡。原有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成,各种新旧矛盾错综复杂。
1991年12月7-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苏联的前途问题在明斯克秘密会晤,并签署了《明斯克协定》。协定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称“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
12月25日,苏联第8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把核武器控制权亲手交给了叶利钦。同时,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升起了白、红、蓝三色俄罗斯国旗。12月26日,苏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作为唯一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东剧变呢?
1.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和改革的方向。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的优势,创造了让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成就,在推动苏联的工业化、打败德国法西斯、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都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很难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能优化配置个方面生产资源等。斯大林的后继者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以克服这种体制的弊端。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期,苏联的改革浅尝辙止、徘徊反复,甚至出现过改革偏向的情况,结果延缓或干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又偏离方向、误入歧途,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
苏共的政治改革更是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全面向西方学习,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揭开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并把“社会主义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1989年5月25日-6月9日,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从2210名代表中选出542名组成了新的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第一任主席。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人代会决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
2.苏共高层个人专断严重,抛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斯大林时期,严重的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现象使列宁一贯倡导的集体领导的体制遭到破坏,尤其是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来决定一切的状况,使苏联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形同虚设。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而在1939年第18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这个权力金字塔倒了过来,斯大林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代表大会只具有咨询会议的意义了。前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由于不受任何监督而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这些实际上已经使苏共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已经不能代表苏联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权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改革,消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3.高度集权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导致腐败与执政能力的下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苏联党政机关内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一些腐败现象的泛滥,与党内外的监督监察不力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监察,使权力失去了制约。纵观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这违背了列宁的初衷。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显然,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靠不住;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监察机构本身演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场所和部门,所以官僚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显然是不现实的,至少是不彻底的。一些东欧党的领导人的身上还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东欧各国党的一些老党员总结这段历史时都曾痛心地指出,党内的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使党在激烈的斗争中,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4.背弃马列主义使全党全民失去精神支柱,失去了文化向心力,失去了对苏共的认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就警告过:“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
态……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用处。” 可是作为对手的苏联领导人对此却认识不足或做得不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精神领域里步步退缩,最后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文化力转向,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如何推行势在必行的改革思想混乱,尤其是对改革的艰巨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在遇到困难和阻力时惊慌失措,轻易地淡化和抛弃“讲政治”的原则,极其错误地否定了苏共和马列主义权威,导致苏共全党失去政治团结的方向而涣散不堪,整个苏联社会失去精神支柱而崩溃瓦解。另外,他努力倡导的新思维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也是他控制不住的。失去合法的领导地位和正确的指导思想的苏共,在西方和国内反对派内外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自身分裂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中央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而一蹶不振。苏联解体时,一位叫闻一的中国学者正好在莫斯科,他在后来的《解体岁月》中描述当时的一段文字也说明了当时的苏联人民对苏共的认同感已经很薄弱了,“……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只是一点窃窃私语。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