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地理学

第七章后现代主义地理学

伴随六十年代初西方社会后工业阶段的来临，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以其对现代主义理性的“反叛”（Revolt）和“承续”（Continuity）从众多理论对立与兼容中迅速崛起，引发了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学、神学等诸领域的持续论争，后现代主义理论已已对人文地理学产生影响，尤其对学科内部各种对峙的理论、观点的反思与重新评价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一、后现代主义地理学渊源

后现代主义这一名词首先被系统地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建筑学领域。建筑师以此来定义一种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建筑风格与时代，突出表现为：以大众艺术替代个人理念，以繁复多样的视觉美感取代简朴单一的功能要求。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根源由来，理论界观点不一。文艺美学家从文学作品中追溯后现代主义词源。哲学家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后现代知识状态的集中体现，根本特征在于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与否定（利奥塔尔，1979）。社会学家认为后现代主义随后工业社会来临而兴起，是社会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贝尔，1973）。而在激进主义者看来，后现代主义则是晚期资本主义即多国化资本主义的特征，表现为现代主义深度模式与历史意识的消逝（杰姆逊，1986）。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母体之中，在二战之后与之分离，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式出现，表现出与精英文化彻底决裂的禀赋，70-80年代期间真正震慑了思想界并更具综合性与包容性，90年代后由欧美地区扩播到亚洲地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轨迹显示了一定内在逻辑，如柯勒所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特有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情境中，这意味着复活那被现代主义摈弃的风格，而在另一种情境中，它又意味着反对客体艺术或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东西。”

当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经历着“颠覆性转折”之时，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方式具有一定特殊性，两者的相互认同始于前者对后者的研究特性之一—空间要素的关注，而发展于后者对前者理论观念的借用与采纳。1984年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的一篇论文中，强力肯定了社会及历史变迁中空间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社会中，左右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及文化语言的是种种的空间而非时间。在其后的讲演中，他进一步强调了“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而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这一观点。同时更多的人文地理学者开始涉足社会科学领域，从中撷取思想精髓并运用于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1983年更有一份地理学家主持的期刊问世，即《环境与规划（D部）：社会与空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其中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探讨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在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研究中，对后现代现象（Postmodern phenomenon）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阐释成为众多学者的首要解决问题，即后现代现象在人文地理学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地理学研究又意味着什么？是对象的变更还是观念的演替？亦或具有其它涵义？这些问题根源在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决定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因而客观上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存在的哲学基础。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迪尔教授（Michael Dear）认为：后现代现象极为广泛，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及人的思维各方面。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三重涵义（Dear,1986）：第一，后现代主义代表一种能看得见的新风格或方式（Style），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审美观中常见的死板的形式主义，赞同新旧建筑风格的混合使用即为最佳例证；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旧时代“彻底决裂”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Epoch）的来临，但这一新时期文化的特征应积累到何种程度才能算已达到“决裂”的地步，目前尚无定论；第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抗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理性主义的方法，是对当代哲学思想体系的根本打击。现代主义通过“元话语”（Metadiscourse）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寻求普遍真理与意义，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大理论，攻击学术界对理论霸权的忍让，它寻求一种摆脱根源化、合法化最终意图的哲学文化。据此，迪尔认为有关后现代城市化及规划理论值得探讨，例如洛杉矶的城市解构（deconstructing Los Angeles）就是后现代地理学产生的标志。

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文化景观与地点的营造；（2）后福特主义下的经济景观；（3）关于空间与语言的哲学理论争辩；（4）地理写作与地图学的表达方式问题；（5）后现代策略、女权主义地理学对后现代主义的不满及后殖民主义问题；（6）个体建构与自我的界定；（7）自然环境论题的再评价；等等。

菲勒等当代地理学家针对遍及整个思想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论争，归纳了在人文地理学中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普遍认识（Cloke et al.,1991）。一种是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研究的对象（object），另一种则视后现代主义为研究的态度（attitude）。由于后现代主义对建筑、文学及其它社会文化表现形式的理论本质的关注，一些理论家自然地将20世纪晚期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的这一复杂现象等同于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对于大部分的地理学家，后现代主义于地理学便意味着传统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对象的简单更替，即沿用结构理论或唯物论思想方法，阐释后现代状态下急遽转变的时空组织形式。菲勒列举了后现代流行文化在后现代建筑、城市及社会的种种表征及相关研究,但同时指出这类研究并未领会后现代主义精髓。他推崇后一种认识方式，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整个人类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其出发点之一是以谦逊、折衷的态度和实际存在的材料代替试图囊括一切的大理论传统，强调无秩序性、非连贯性、去中心性，同时也强调各现象、事件、进程中存在的差异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地理学面临的不是地理对象的变更，而是研究态度的转变，例如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对不同性别、阶层、种族的人群差异的重视，以及他们在社会时空作用过程中不同的参与经历的认同。

总之，后现代主义地理学是以反智性、反传统与反权威的眼光对地理学的彻底审视，它无意摒弃传统地理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更无意颠覆地理学研究范式，但不可否认，它更关注传统地理学未曾尝试的方法和不曾触及的领域，并试重构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理念框架，这不仅体现了文化理论方法对地理学的渗透，也意味着人文地理学视野的空前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