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笑话引发的思考

一个笑话引发的思考

前不久看到一篇既有趣又意味深长的文章，特粘来给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们看：中西方思维特征的比较。

日本的一家公司要招聘十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三百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十名佼佼者。发榜这天．一个叫水原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水原没有死成。正当水原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水原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水原的落选。正当水原一家人喜不能胜之时，公司却又传来消息水原被公司除了名，原因很简单，公司的老板认为：“如此小的挫折都经受不了，这样的人在公司是干不成什么大事的。”

美国的一家公司招聘十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三百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十名佼佼者。发榜这天，一个叫汤姆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汤姆没有死成。正当汤姆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汤姆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汤姆的落选。正当汤姆一家人大喜过望之时，美国各大州的知名律师纷纷来到汤姆的家中，他们千方百计地鼓动汤姆到法院告这家公司，让公司支付巨额的“精神赔偿费”，并自告奋勇地充当汤姆的辩护律师。

德国一家公司招聘十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三百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十名佼佼者。发榜这天，一个叫肖恩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肖恩没有死成。正当肖恩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肖恩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肖恩的落选。正当肖恩喜不能胜之对，肖恩的父母却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进入这家公司。他们的理由不容置疑：这家公司工作作风如此差劲，进入这家公司对儿子的成长毫无益处。

中国一家公司招聘十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三百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十名佼佼者。发榜这天．一个叫晓东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晓东没有死成。正当晓东悲伤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晓东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晓东的落选。正当晓东喜不能胜之时，晓东的父母却从商店买来锦旗和奖状，他们来到公司，远远地望见公司老板便跪了下来，他们满含热泪地说：“多亏你们救了我儿子，我们家世世代代铭记你们的大恩大德！”

面临同样一件事，东方（中、日）与西方（美、德）的反应（行为）截然不同，在这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从中你看出了中、西思维、行为上的差异了吗？

比较上面的材料，不难看出，东方（中、日）人与西方（美、德）人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有以下差异：中、日（东方）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依附于集体，而美、德（西方）则追求个人的独立性；在思维上东方人偏内向，内求于心，内求于已，而西方人则外求于物，外求于理；在行为上东方人重和谐，轻矛盾，轻“争”，而西方人则讲究对外物的征服。下面我们就此从思维特征的角度展开分析。

特征之一：内求于心（已）与外求于理（物）的不同

中国人的思维偏于内向，内求于心是其主要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统治地位的儒家的思维就完全求诸于已，著名思想家孔子说：“为仁由已。”“吾日三省吾身。”亚圣孟子也云：“爱人不亲，反求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教——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在这样的传统中，中国人在生活中重视个人的内心的体验，直觉的感悟，较少对外物作细致的分析，形成内倾、含蓄、保守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反省型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使得中国人时时处处以已推人，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和谐统一的关系。但也因此

而缺少了理性精神和开拓精神，科学因此而缺乏发展的空间。

西方的思维比较外向，更多的是以分析的、批判的精神，对世界、对社会进行理性认识，形成外倾、进取、开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古希腊皮浪学派“怀疑即研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动物”的命题，培根“权威、习惯、成见和虚夸是掌握真理的四大障碍”的批判意识，马克思“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都来怀疑一次”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外求于理的积极精神。这一特点造就了西方崇尚理性，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的长处，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过分讲征服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带来了个人主义的泛滥。

在科学研究中东、西方的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中医整体、直觉、辩证的传统，西医分析、实证、针对的方法就体现了这种差异。

特征之二：依附于群体，求同思维为主导与张扬个性求异思维发达的差异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是依附于集体，依附于社会的，从而形成了以群体为重，求同、从众、封闭的思维方式。《礼记》全力以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儒家治学中“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传统等无不体现求同思维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思维方式支配下，造就了中华民族维护集体、国家民族利益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保持数千年的根本。不过求同思维为主也使得中国人缺乏创造性，对新事物比较保守。

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的价值，追求创新，喜标新立异，重视人的主体作用，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使得西方人富有创造精神。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伯里克利“人是第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我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流行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激励了西方人不断创造。但这种外烁的理性，也宜造成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对立。

在现实中，中国儒家的二圣孔子、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它儒家学者的师承传统，都重在一个继承，从众思维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西方历史上的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不断超越的师承关系，则充分体现了其求异思维的发达。求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求异则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不断自我超越。

特征之三：贵“和”轻“争”、讲和谐、求统一与追求主体性、讲征服的异趣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追求和谐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中国人温良、平和的性格特征，静态的、整体的和谐观。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君子无争”。老子主张“息争，无为，贵柔”。《淮南子》提出了“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万物”的命题，把和谐原则上升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中庸》同样强调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思想，这都明确提出了在行为上，思维上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思想特点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文化的延续，有利于思维趋同，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但也使得中国人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求稳怕变，制约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则相反，他们强调人的主体性，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分析、理解、征服，理性挺立，科学发达。人是第一重要的。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洛克“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是人的本性”的提法，科莱蒂“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认识，连《圣经》中也有人是世界的主人的观点。这一切，带来的是进取、创新精神强，独立、批判精神发达，思想比较解放，社会因此而时时处于更新之中。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与自然对立，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社会稳定性较差，凝聚力难以形成的状况。

这一特征在中、西建筑风格上有鲜明的体现。中国的园林建设讲究因景设园，建设物的布局依山傍水，与自然景观和谐一致，不露人工痕迹；西方的建筑，特别是哥特式建筑，突兀形式，高大的形状，无不体现人的创造性，体现人对自然的征服。

从以上三方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思维方式各有优劣，相互取长补短应是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