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论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容摘要]在宋代文学史上，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他作代表着北宋时期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诗、宋词都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高峰。他的作品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几起几落的生活波折和他过人的睿智使他对人生的思考获得新的视角和高度。他是在宋型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与全才，在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着宋型文化的精神。

在“苏文”、“苏诗”、“苏词”中，“苏文”胜于以文通理，“苏诗”胜于开创宋调，“苏词”则胜于独辟蹊径。本文从苏轼在诗、文、词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入手，试论“苏诗”、“苏文”、“苏词”对宋代文坛的影响，以及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确立的“盟主”地位。

[关键词] 苏轼宋代文学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苏轼是北宋时期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苏文”的“文以通理”把宋代散文引向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的健康发展之路；“苏诗”的“以文为诗”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诗歌的自由度，矫正了宋诗流于浅率无味、生硬晦涩的弊病；“苏词”的“以诗为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境界。他的这些成就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成就也足以确立他“文坛领袖”的地位。

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坛的“盟主”

苏轼登上了唐宋古文艺术的高峰，文名之盛在两宋可谓独一无二，宋孝宗为其文集作序曰：“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细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每每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与。”（《御制文集序》）在他手上，北宋古文运动推上高潮，并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并使之成为宋一代散文成熟而稳定的主导风格。他的散文既有宋文的共同特色，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学贯百家，广备众体，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涵纳儒、释、道诸家精华，将事、理、情融为一体，视野开阔，姿态横生，机变灵活，挥洒如意。苏轼的散文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艺术风貌，其风格随文而异，倾吐自如，具有雄放恣肆、隽逸洒脱的鲜明特色，创造出了以极平淡而自然的语言，抒写出极深刻的哲思、极真挚的情感而又极富生命力的散文新境界。他挖掘了古文文体的巨大潜力，又显示了古文艺术的广阔前景，宋文至此而定型，中国古典散文的艺术传统至此而确立。

在苏轼的散文中，无论是议论文、记叙文还是小品文、文赋，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宋代文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轼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许多独到的新见，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随机生发，翻新出奇，既展示其才情，又显示其文采。杂说、书札、序跋一类议论文，也总是善于翻新出奇，而形式则更加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笔势收纵自如，尽显大家风范。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一方面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还从其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胸有成竹”的艺术创作规律，叙、议、抒情紧密结合，读来绕有韵味。再如《石钟山记》，也是一篇叙事、抒情、议论水乳交融的精品。在“辞达而已”的标准下，苏轼为文，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繁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继承了欧阳修以来的“文赋”传统，更有出蓝之势。

如他的《赤壁赋》就是写景抒情散文的名篇，也是宋代文赋中的杰作。其中写景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虚幻的感觉，又为后文的人生哲思作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同时，这篇赋摆脱了汉赋句法的板滞，也一洗齐梁赋作的绮靡，句式骈散相间，既有传统赋体的讲究辞采，又融入了散文的灵活自然，更具有诗的情韵意境、情景兼备、哲思深邃、空灵奇幻、极富艺术魅力，成为宋代文赋的绝调。

二、苏轼在宋代诗坛的地位和影响

苏轼诗名与文名相仿佛，所谓“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即可见其享誉之高。苏轼所以能在诗史上卓然成为一代大家，就在于他以彪炳当世的大量创作，建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展示了宋诗的新貌。文学贵在独创，别林斯基说“：天才的最基本特性之一是独创性或独立性”，它“有着自己的生命，自由地而非模仿的创造着，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上，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说，都烙下了独创性或独立性的印记。”苏轼正是这样的天才，他重视继承古代的诗歌遗产，注重学习唐诗，但并不对之亦步亦趋，抱柱守株，而是有所革新创变，发展了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集中代表了宋调的特点。

（一）以文为诗，大放厥词，别开生面

《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以文为诗是苏诗也是宋诗的一大特色，苏轼以其天生的健笔、奔放的才情，发展了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传统，又矫正了在他之前宋诗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善于打通各种文体，以文为诗，以古体写近体，其词纵横开阖，收放自如，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诗歌的自由度。

1、以文为诗在苏轼表现为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坡诗纵横如古文”，他为文如江流奔注，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他的古体诗也有奔放驰骋不可一世的气象。《王维吴道子画》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正可以作为苏轼诗风的写照。如七古《雪浪石》描写的是作者所欣赏的一块盆石，物体并不大，诗人却以横绝山岳的笔势出之：先从雪浪石的来历写与东岳争雄的太行山，蔽空遮日的飞狐口，上党郡，起笔非常雄伟。以下写其形势、气概、奇峰、崩崖和山石很不平凡的经历。方东树说：“此诗奇横……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姿。

2、吸收古文章法也是苏轼的特色。古体长诗由于篇幅恢宏，本来便于才华横溢的诗人驰骋文思，苏轼又惯于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就使他的诗层次严紧而又汪洋恣肆、波澜起伏，如《王维吴道子画》，总叙吴、王二子之画一层，专论王维画一层，品第二家之画一层。全诗次第井然有序，旋提旋收，充分体现出东坡长诗吸收散文章法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3、苏诗还较多地引进了散文的句式字法，而做到驾驭自如，自然妥贴。苏诗古体多散句单行，如《游金山寺》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联是对偶外，通篇都是单行散句。《戏子由》共三十句，只有两面联对偶。不少五七言古体通篇不见对偶。这都是古文的用语习惯。苏轼时常糅进散文的语气词，如：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

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问言。——《王维吴道子画》

在长期的创作中，古体诗和旧体诗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特色，而且诗在音韵上更有特殊要求，但并不排斥它们之间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可以互相汲取和渗透。苏轼的诗中融入散文的句式和字法，不但没有破坏诗的韵律美，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豪纵、灵动、奇警的气韵。如

《百步洪》开端十几句用散文惯用的排比句式，铺陈一系列的比喻来夸张泉水的湍急，不仅形象鲜明，句式的音调上讽咏起来也能给人一泻而下之感，因而排比句式在这首诗中不仅不损害诗的音韵节奏，反而能获得声情配合的效果。五古《送郑户曹》尾联：“登楼一长啸，使君安在哉！”用散文式的感叹句，并不会使收尾松懈，相反，读来倒觉得划然长啸，戛然而止，煞尾超然不凡。

《书晁说之考牧图后》插用散文句式更为惊奇：

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忘发，视其后者而鞭之。

这首诗借咏画寄托作者淡泊荣贵，顺时自励的襟怀，在牧羊生活的描写中，含蕴着关于人生的深邃哲理，“视其后其而鞭之”，直接借用《庄子达生》中语，引人深思。全诗被人誉为笔力横绝，超妙无匹。诗中插用的散文句在这里完全诗化了，它是诗，决不是散文。

4、苏轼惯用于在诗里驰骋议论，这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为主，议论成分较少，韩愈写诗突破常规，较多地融入议论。苏轼发展了这种传统，每每在诗中倾写胸臆，议论风生。苏轼诗篇中的议论决不是押韵散文，而是诗的有力表现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多是借助于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而与议论文主要用抽象的概念化的理性语言不同。如《秀州僧本莹照堂》批评僧人本莹一味强调天性，追求静寂无为，开端即发议论“鸟囚不忘飞，马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桎梏其形未必能制服其神。作者以“鸟囚”“马击”为喻，并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

苏诗中的议论多贯注着浓郁的感情，体现出情与理的有机统一。如《颖州初别子由》开端有一段议论：

近别了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赠别诗本来是抒情的，作者却以议论发端，这段直写胸臆的议论，信佛在讨论“近别”、“远别”的话题，实则字字体现着诗人对苏辙的体贴安慰，充分显示了双方兄弟情谊的笃厚。正如纪昀所说：“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话。盖情真而笔又足以达之，遂成绝调。”足见这里的议论是融合情感而发，它并不冲淡而恰能浓化诗味。

苏诗中的议论不是作者多余的赘语，而是诗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它往往是同叙事、抒情、描写的成分紧密结合的。

（二）因物寓理的理趣诗是苏试对宋诗的又一贡献

在苏轼的诗中，作者在对富于情趣的自然景物，生活片断的叙写中，往往融入深刻的哲学体悟，即景寄理，意在言外，具体意象与哲思理趣浑然一体，这是苏轼对宋诗的一大贡献。

理趣诗就是哲理诗，它反映了哲理，又是诗。唐王之涣《登鹳雀楼》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理趣的诗，但这样的诗在唐诗中很少见。苏轼在这方面有所创获。他最著名的理趣诗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又如《苏轼诗集》卷四七《题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纪昀批：“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按这两首诗，都是“得此无人态”，看到人们没有看到的道理，定成理趣诗。纪昀的批语，正说明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是一种新创。诗中平淡无奇的自然现像被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去进行思考，在渗入人生思索之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即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

三、苏轼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位开宗立派的人物，就其词在词史上的地位而言，甚至比他的诗歌、散文在诗歌史、散文史上的地位更加突出。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为

词的发展开拓出全新的世界，词在他手中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提高，他对宋词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首先，在观念上，破除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见解，把词与诗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具有同等功用的文体，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

其次，在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以诗为词，凡是诗能表现的内容，他几乎都用词表现了出来，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意境。

再次，在风格上，于柔媚婉约之外，另创恢宏雄迈的豪放词风，这在两宋词史上是一次重大转变，为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开了先路。

最后，在形式上，无论是词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还是语言、言律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增强了词这一新诗体的表现功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风貌。

他的这些贡献对词这一文学样式旧有模式的突破与创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后世词坛，在词坛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一)开创遒劲、激烈的豪放词风

众所周知，宋初词基本上承袭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风气，晏、欧、柳诸人承前人已形成的婉约风格的定势，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更将婉约视为词的正宗风格，并形成大的潮流，影响着词坛。苏轼则认为，词“自是一家”（《与鲜于骏子书》）就是说

（《词林纪事》），自己自意于婉约派之外，别创豪放派。他曾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决心以自己的作品力矫当时的香软词风，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的大量创作豪放词。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一例。此词写于谪居黄州时，当时，词人报国壮志无法实现，功名事业也毫无成就面对浩荡东去的大江，他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揉合在一起，气势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词作以赤壁的壮丽景色和雄伟的古战场为背景，集中笔力塑造出一个英姿勃发的英雄形象，赞颂了英雄的风流倜傥与不朽功业，借以表达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同时也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与惆怅。以词怀古，先于苏轼的有张升的《离亭燕》，王安石的《桂枝香》，但张升的《离亭燕》，凭吊六朝兴亡，景实情虚，有清空之气；王安石的《桂枝香》，面对现实，追溯六朝，景与情有深沉凝重之慨；而苏轼的借古抒怀，意境恢弘，风格豪放，实在不同凡响。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那对宇宙的奇想和人生的情思，那玉洁冰清的境界和超凡脱俗的浩荡之气，又哪首词能与之媲美呢？《江城子》、《水龙吟》、《满江红》这些作品满腔豪情、雄健遒劲，适合于“铜板铁琵琶”式的放声高歌。而这种豪放风格又是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大胆的夸张与想象、荡涤胸怀的激情为基础的。所以胡寅的《酒边词序》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酬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可见，豪迈奔放的感情，坦荡开朗的胸怀，是苏轼浪漫主义的基调。他创作出的大量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南宋词人刘辰翁给与高度的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弃疾词选》）苏轼的词开南宋辛弃疾一派的先河，实在功不可没。

（二）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诗道与词道统一

苏轼在前人及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于词，并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就“以诗为词”而言，结合苏轼词的创作实践，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端：

（1）、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诗文中最常见的题材。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了榜样。如：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

“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实质上也是一种“言志”。当然上文举例的“言志词”中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典故的情况，因为并非贯穿始终，只能看作是“比兴寄托”的运用。诗词之间，就写作方法（赋、比、兴）的使用上的差异而言，词偏重于赋，即长于铺叙。而苏轼“以诗为词”在技巧运用方面的实质是把常用诗的“比、兴”手法多用于词。显然“用典”是实现“比兴寄托”的重要手段。

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被宋人胡仔称誉为“真古今绝唱”的词作，是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畅游赤壁写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词中描写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困于无常世事的激愤情怀。风格极为豪放。正是苏轼对诗歌中的借古抒怀手法的借鉴，造就了这首将被千古传唱的不朽词作。

（3）、寄托遥深的咏物词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创作时间与上文所引《念奴娇? 赤壁怀古》只差一年，都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

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界与诗几乎一般无二。达到了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结论：

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百花园里，苏轼的诗文词赋曾经绽开过姹紫嫣红的奇葩，对宋代文坛

有着深远的影响。苏轼以他的思想和人格的魅力，以他的绚丽多彩、别具一格的创作，凝聚了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特色”,从而令历代文人学子为之赞叹，为之倾倒。

参考资料：

1、《中国苏轼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4年7月

2、《东坡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年

3、《苏轼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4、《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 1995年

5、《大学语文》——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