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其次，民间传统文化，如各种五花八门的信仰、拳术、民间宗教以及一些重要的民间文化形式，也在广大民众中十分流行。它们与西方观念格格不入。
传教士本是文化的传播者，可是他们在近代中国却以丑恶的嘴脸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自一开始来到中国，就充当列强侵华的帮凶：他们为本国政府攫取商业利润而奔走，为政治干涉而乐此不疲。
首先，传教士经济上帮助列强攫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为列强侵华进行资本积累，加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破坏了封建的自然经济，并为干涉中国政治做铺垫。
传教士在中国霸占了大量土地之后，除了用于教皇及其附属机构建筑外，其余土地就利用教徒充当佃农耕种，强迫他们将收获的四成五成最高达八成缴纳给教会，进行残酷的剥削。传教士还要佃农献纳鸡、鸭、蛋、肉、酒、核桃、苹果等共其享用，还要奉献蜡烛费、瞻礼费等，此外，还从事建造教堂、拉柴赶车、喂养牲口等无偿劳动，还要利用青壮佃户充当教堂的武装打手，如不履行以上义务，传教士就用罚款、送酒、刑责或收回土地、开除教籍等惩办佃农。
中国人在中国的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而处处受到洋人洋教的迫害，过着担惊受怕、穷困潦倒的日子，难道他们不会反抗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再次，在军事方面，传教士凭借多年在中国的经验和人际关系，为本国提供军事情报、充当军官等。
传教士早在明朝就来到了中国，到义和团运动时已达半个世纪，他们在中国社会有较深的根基，尤其是在与中国上层的交往中，他们占据了较特殊的地位。传教士在中国做翻译，当教师、行医，甚至是中国统治者值得信赖的大臣，也是中国官员攀龙附凤的阶梯……这些传教士为他们国家发动战争铺开了道路。让人不得不想到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之前派来的一支特种部队。在战争时期，列强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者的向导、翻译、情报军官等，这些传教士就成了列强中新来的“军官”。据记载：在京城的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军官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丁韪良、李佳白等都脱去了道袍，充当侵略军的翻译。英国传教士宝复礼也脱去了道袍，成为英军的间谍分子。这些脱去道袍的传教士，已经活脱脱的成为直接侵华的罪人，他们利用原先传教士的身份，从腐败的官员中获取重要的军事情报以及重要文件，甚至在中国政府的名义下对中国人民烧杀抢掠，这些罪恶之财成为列强侵华的资本。
在鸦片战争的所有签约谈判中，传教士都充任了翻译。他们总是利用自己的地位“硬把自己的要求写进条约”。119世纪末，在列强看来，西方文明普及的标志是贸易和基督教的携手并进。传教士支持鸦片战争，因为他们坚信当中国向贸易敞开大门时，也就向基督教敞开了大门。美国外交官田贝说：“传教士是贸易和商业的先遣队……受宗教热情鼓舞的传教士无处不在，外国的商业和贸易会接踵而至。”2
更让人痛心的许多传教士不但不回避对世俗权利的运用，而且喜欢在各种事务中显示其宗教的力量。教会的结构很适合其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因而，一旦发生争端，犯罪的教民总是先求助于所在教区的头头或当地的神甫，这些人总是尽力在本村或本城中解决讼案。如果无法解决，当地的神甫便求助于外国的传教士，他们很容易见到中国的地方官员。如果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传教士就请主教出面，向府台或巡抚申诉。如果仍是徒劳，主教就要求本国驻京公使到总理衙门甚至皇帝那里。传教士处理问题的速度要比中国官僚快得多，因而总理衙门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只好以传教士最早提供的证言作为断案的依据。因此传教士便越来越多的干预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中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似乎更看重自己的名望。他在德国公使的通力合作下，首先成功的为主教要到了三品官的顶戴，后又将其升为二品官，以奖励他在山东的所谓善行。其结果是：中国的外来教会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传教士们受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的保护，其信徒从事宗教的权利也被写进了条约。这样一来，传教士和教徒都很容易得相信，对某一个教徒的压制实际上也是对所有基督教的迫害。因此，教会几乎积极的干预所有的世俗争端。传教士的世俗争端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通过干预中国的内政，保护了获取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等所有的利益，并且他们一步步的扩大着手中的政治权利。
19世纪末传教士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人民反抗的主要原因。传教士通过强迫捐赠、盗买盗卖、低价勒索、占领垦地等手段对广大人民进行经济侵略。
第一、强迫捐赠。传教士对房地产的教徒往往采用宗教语言强迫他们捐献，答应他们死后可以到天堂居住更大的房屋。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捐不起房地产的也可以捐一些教堂内的设施，如椅子、桌子、灯头之类或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教会购地之用等。
其次，从政治方面来看，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扩张的一部分。他们包庇教民，并把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享受，并任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觊觎中国疆土，欺罔中华黎民，甚至“谋朝篡位”。 1886年7月，出现于四川的一份揭帖则按照造反称王的图式来塑造基督教，说洋人在重庆鹅项颈修建教堂，意在“永爱金殿，哄惑生人。每逢朔望，登殿称君” 5。1888年1月，流传于山东兖州府的一份“绅帖”说：基督教诱人“入教后，有事即以教民为兵，逼令捐输金银，充其兵饷，并驱令打头阵，使我中国人自相残杀。即以此术占据印度、暹罗、缅甸、金边等国”，“据其疆土，人所共见闻”6。
这些传教士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依靠本国政府，逐渐蜕变成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军官，他们的卑劣的行径已经完全丢掉了基督教的“劝人为善”，“不可偷盗”的信念。
正是因为列强在中国有利可图，他们企图将中国据为己有，于是传教士便成为这一计划的先行者，传教士是列强侵华的警探和麻药。传教士便接踵而来。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 多人。山东是当时教会实力很大的一个省份。截至1900年，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攻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7
首先，基督教精神与儒家伦理观念的差异是两者产生冲突的根源。尤其是在神学理论体系和伦理思想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在神学理论方面，诸如神创说、原罪观念、灵魂不死、天堂地狱的观念等，均与儒家格格不入。在伦理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以及出世的人生观，均异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传统伦理纲常的一项根本内容是敬天崇祖，它是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传统意识。中国下层民众崇拜天、敬仰祖先，拥有多种偶像崇拜。基督教则严格对上帝一神的崇拜，禁止偶像崇拜。传教士们无视敬天祭祖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们捣毁供奉神像的庙宇，毁坏各种偶像，干涉群众的敬天祭祖活动，最容易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义和团揭贴中的“天主耶稣教，欺灭神圣，忘却人伦，恼怒天地”10及“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11等内容就是传统的敬天祭祖、偶像崇拜与基督教一神论冲突的反映。
第三、低价勒索。传教士利用灾情严重，农民纷纷逃亡之际，用极低的代价买进大片土地。1876年—1879年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批传教士乘机到灾区活动，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土地，等到灾荒过去，失去土地的农民回来时，因无力赎田，只得被迫在全家入教的条件下充当教堂的佃农。“1894年，英国传教士之花了60两银子就租到江西庐山牯牛岭……作为外国冒险家的避暑胜地”3其他如北戴河、青岛、烟台等许多好地方，传教士都采用低价勒索的手段购进或永租 。
从16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葡萄牙政府支持的由罗马教皇派遣的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汤勿略等人,他们仅允许在澳门传教。由于清政府的禁教令，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未得到广泛传播。鸦片战争后为传教士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大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1847年的《中英补充条约》等，给予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的权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一系列中外条约又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居住和自由传教，并受法律保护。从此，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
二 传教士与中国民众信仰的冲突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包罗万象的丰富的文化体系。中国社会的多种宗教和多神崇拜也与基督教严格的一神论也存在着质的差异。敬天崇祖是传统文化的一项根本内容，与西方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观”有着难以弥和的矛盾。近代的基督教文化，仰仗着帝国主义的武力以实现其基督征服世界的野心，带有鲜明的文化侵略性质。近代的传教士们试图将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社会纳入到基督教的文化体系之中。他们叫嚷：“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8对于传统的民间习俗，更是“极口诋河，谓为绝大罪业，上帝所不容”。9在这种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呈现危机状态。于是，两种文化固有的矛盾被激化了。
第二、盗买盗卖。传教士通过不法教案盗卖公产或亲属产业转手给教堂。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1887年在山东济南盗买了大片土地，他自称是征得出租人的同意，而该出租人当时却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地，把原住户驱走。后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的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儒家思想的圣地是山东的曲阜，在以曲阜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这里人们的道德礼仪、尊卑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士大夫是儒家伦理的自觉维护者，“儒家文化的凝聚力往往是促使士大夫祭起‘崇正黜邪’的大旗，直接间接的开展反基督教的斗争”13。天主教主教安治泰于1885年建立了包括曹州、兖州、沂州三府及济宁县在内的独立教区。安治泰带着强烈的民主主义积极布道，并对兖州肆意侵略。这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尤其是地方士绅和那些最关心“圣城”儒家礼仪的人，以至于村民们纷纷参加大刀会，来反抗传教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和行为。
西方传教士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899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外来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这次运动的兴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的主旨，即分析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关系。
一 传教士成为列强侵华的帮凶
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文化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是束缚人们行为的纲绳。在传统观念中，有所谓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男女之防猛于虎的说法。无论是在社会活动还是在家族内部事物中，男女之间都有严格的伦理规范约束。基督教文化，尤其是进入近代的基督教文化，则没有严格的男女之防，妇女可以抛头露面，参与重大的社会活动，教堂则实行男女同堂礼拜的仪式。这些活动在有着根深蒂固的男女伦理观念的人们看来，是紊乱伦常，伤风败俗。义和团揭贴中有“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12的内容。中国民众甚至把西方人的生理特征都归咎于假想中的男女乱伦的结果。它体现了义和团对异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基督教文化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