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律思想的特点

金光1108027 11级法英一班1、2、3韩非子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

商鞅的理论称为“法”。

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韩桓惠王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

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

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

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

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

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

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

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

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

秦王嬴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4一、性恶论——韩非法律思想的基础韩非子通过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得出“性恶”的论断，为了弥补人性的这种缺陷，继而提出“厚赏重罚"的法治思想，用法的手段来限制、阻击人性恶的膨胀，最终达到韩非“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所以性恶论是韩非哲学的基础。

韩非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人皆好利恶害，“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就是说好利恶害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

5二、自私自利的人性他认为这种关系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性导致人与人之间无情无义，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非亲非故的人了。

韩非从他的举例来引申他的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无不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使然，他用这种偏激的言论阐释自己的人性论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子女采取功利的态度，也并非所有的妻子都想杀害自己的丈夫。

然而，韩非这种犀利的言辞具有当头棒喝、令人猛醒的功效，使得这事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6用韩非的人性自利的观点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自有其合理之处，根据这一理论处理事情，往往能够取得成效。

韩非谈人性自利并不是放任唯利是图而不予理睬，他在谈论人性自利的同时也提出要遏制不义的私欲，其目的是利用人性的这种弱点，采取相应的手段加以控制，使人们依照统治者的政策和法律来约束自己，作为处事的行为准则，避免国家陷入混乱和危难之中。

韩非基于“性恶”的论断，提出限制这种人性的方法：一是利用法治来限制人的私欲，即“必罚以禁邪"回：二是根据互利的原则引导自利的人性走上正轨，即“以利之为心’’。

严格的法治能够有效地抑制人性恶的膨胀，使人们考虑到犯恶的后果，以至于不敢作奸犯科。

7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之道法家重视法、术、势。

其中“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利，“术"指君主的御官吏权术。

这些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君主维持其统治的手段。

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

韩非认识到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他看到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弊端，指出商鞅之治秦，虽有法以致富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助人臣而已矣。

”以至于“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

因此，韩非指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这说明没有成文的、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成文的法令，君主不采取统治官吏的“术"，就不能有效地防止臣下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这样对君主的专制集权是大大不利的。

韩非称法令为“名"，依照法令进行赏罚，称之为“刑”。

他强调法令是赏罚的标准，“名”是“刑’’的根据，“刑”必须合乎“名”，“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这就是韩非的“刑名之术”。

韩非提出有利于政权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法。

他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关于法的定义，指出了法是由官府制定的行为准则，守法奖励，违法重罚，法令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或法律概念内涵相差无几。

韩非把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工具的法宣布为全社会必须遵循的标准，谁违反了法令谁就应当受到重罚，乃至极刑。

“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之?"从而树立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

“术’’是韩非法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其“法”的具体化。

韩非认为，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中央集权，不但需要“法”，同时需要“术’’。

韩非对“术"下的一个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固。

韩非所指的术，主要就是这种君主驾驭群臣的统治术，强调的仍是御臣。

除此之外，他还讲到立法之术、执法之术和外交之术等。

“术"是君主依据“法”来控制官吏的手段，因此“术"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即“术者，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这与法的“编著之图籍"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有了“术"，就可以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便国君掌控政权。

由于韩非认为，人与人的关系皆为利害关系，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皆挟自为之心”“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与臣下之间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双方在利害关系上必然不能一致，正所谓“君臣不同道"@，“臣主之异利’’凹，“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因此在韩非看来，君主要想使臣下更好地为自己效命，心甘情愿地执行君主制定的政策法令，就不能仅仅凭借臣下的自觉，而是依靠君主的“术’’来驾驭，“入主者不操术，则威势轻，而臣擅名"¨。

在韩非看来，术对于君主的统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韩非认为，法和术有着密切联系“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①。

在封建王朝，君主代表着国家，法和术都是君主意志的体现，都是统治国家的工具。

韩非认为“法"和“术"以掌控政权为前提，而且必须为政权服务，所以又提出“势"的主张。

韩非关于“势"的定义是，“势者，胜众之资也"。

“势’’就是政权。

韩非接受了慎到“重势"的学说。

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以，失其所乘也。

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

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回。

这就是把掌控政权作为绝对的条件。

韩非将慎到“势”的思想加以发展，强调区分“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指出：“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

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

于势矣。

吾所为以言‘势者，吉+人之所设也”印。

他认为尧舜得势而桀纣不能乱，桀纣得势而尧舜不能治，这是自然之势，不是人力所为的。

韩非看重“人为之势’’，所谓“人为之势"，就是“法"和“势"相结合，即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期望国君掌握政权，实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这才是韩非政治思想的本质。

韩非对于前期法家的学说，没有简单地综合，而是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使得这三个法治的要素构成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为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作理论上的论证，他的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正基于此，韩非才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8一、韩非对儒家理论的批判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其思想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出于挽救没落的贵族统治的立场，提出“仁"和“礼”的思想。

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主张圣贤治国，认为“人"在治理国家中起到决定作用，希望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在此基础上达到贤能的标准，即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也肯定人的作用，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币，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回。

荀子也认为：“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同时荀子一面提倡礼学，对于礼有精辟的阐释，一面又重视法的作用，有时将“礼’’和“法"的含义说得很接近。

荀子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文检式也"。

韩非强烈反对儒家的人治思想。

否认社会生活中道德教化的力量，否认可以用个人的道德力量来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

他举例：“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韩非认为不易找到治理国家的圣贤之人，治理国家不能仅靠道德说教，应该用赏罚和法治的手段，也就是借助法束实现治国的目的，将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即“道法万能，智能多失"，“一民之轨，莫如法"。

同时韩非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造成国家祸乱的根源，“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价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认为儒家主张限制了君主的行为，使君主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极力地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

9利益的追求——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韩非人性论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遵循平等交换的原则。

人们通常从利益的角度来谈道德，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是为道德的特点，即人们对利欲的节制。

但节制利欲并不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承认人们的合法私权，主张顺应人性，鼓励竞争，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

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说明人能够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