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

1、对苏格拉底死因的三种解释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他是西方历史上（或许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思想和言论而被处死的哲学家。在当时，哲学家这个称呼意味着今天的思想家、科学家、知识分子之类的角色，所以，也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为真理而殉道的科学家，或因执着于真理而被处死的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不是死于人们公认是残暴的专制政体下，而是在古希腊号称最珍视人类言论自由、最民主的城邦雅典，由人民按合法的程序，经过民主的投票审判处死的，这让近代以来将民主政体奉为神圣的价值与制度体系的知识分子们深为尴尬。如果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它又为何将这位人类罕见的优秀思想家杀之而后快？处死苏格拉底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偶然失误，还是其先天固有的局限性？这些问题使得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追问，自然而然地走向对西方近代以来奉为圭臬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追问。就苏格拉底本人来讲，这种死法是成就他不朽声名的一个重要的实际原因，因为单就思想来讲，他固然有原创的东西，但也有不少承袭他之前的哲学家的内容，况且他本人是述而不做，未留下只字片墨，这么一个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人却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从容赴死给他带来了广泛关注。和一切真正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家一样，苏格拉底的生活经历本身是更有力的因素。通俗些说，他因被不公正地处死而引人关注，人们在关注他被处死这一事件的同时，不能不关注他为何被处死，不能不涉及到他的思想，于是，了解与思考他的思想也成为必要的内容，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故事传播下来。

关于苏格拉底的死因，目前看到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一、因为他反民主的思想与言论引起了民主派的恐慌，他们担心苏格拉底的言行会导致新的寡头政变，所以才起诉他。本来是想将他驱逐出境，但由于苏格拉底的傲慢与固执，最终只能杀之了事。这种解释以英国学者A?E?泰勒为代表，国内外不少哲学史教材和专著也以此为然。我将其概括为“反对民主说”或“政治迫害说”，即苏格拉底由于反对民主，所以死于民主派的“政治迫害”。
二、因对民主政治持反对看法，苏格拉底要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证明民主政体的荒谬。他故意向民主派与民主制度挑衅，目的就是逼民主派杀了他，证明“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永远说不清的污点”。这种观点以美国报人

斯东为代表，可以概括为“主动找死说”，即苏格拉底自己主动寻找被处死的结果，以身死证明自己思想观点的正确。
三、苏格拉底死于民众对精英的恐惧与敌视。苏格拉底代表着一种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外追求真理的卓越思想，而真正的思想乃是一种威胁，“不仅权力者本身可能把思想当作威胁，而且怯懦的民众，也把思想家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罪魁祸首。因此，苏格拉底的死，同时也是民众对真实的畏惧心理的一种过激反应”。③这种解释引自复旦大学学者们编写的教材，据他们转引，来自法国人让?布伦的《苏格拉底》，我将此说称之为“民众迫害说”。是民众的愚鲁与怯懦，又有民主政体这种可以让民众的愚鲁和怯懦真正发挥作用的条件，所以，才杀了以精英自居、也确是精英的苏格拉底。
在上述三种解释中，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但也有不够准确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对于人性和政治体制本身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发挥，谈些自己的看法。对于“政治迫害说”，我以为这一观点具有表面上乍一看来的合理性，极易被人们接受，接受的后果是带来对民主政体的非理性否定，所以，有必要加以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况且，苏格拉底之死，民主政体至少是个实现的条件，因而引起了我对民主政体的价值及局限性的深入思考。我觉得，尽管苏格拉底并非死于反对民主而激起政治迫害，但他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纠葛有着太多的政治哲学价值，不能轻易放过。苏格拉底之死，是我们全面研究分析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所以，苏格拉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需要专辟一节讨论的重要问题。

至于斯东的观点，我以为他对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谈话做了过分死板的理解，有些钻牛角尖。在那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多次讲过自己不怕死、甚至想死之类的话，摆出一付主动寻死的架势。那些对话的确也迷惑了很多研究者，泰勒据此将苏格拉底判断为唯灵论者和相信灵魂轮回的奥尔弗斯教徒，这种解释是对苏格拉底的误解。我觉得如果对苏格拉底临终前的对话进行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会有助于够澄清后人的认识。就我自己的理解能力而言，我看到的是在死亡面前躁动不安的苏格拉底，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一个普通人，因而也更能表明一个完全与我们一样的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达到多么伟大的高度。所以，尽管我不赞成斯东的观点，但是为了说明不赞同的原因，还是有必要专门辟一节对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态度进行专题分析。


2、苏格拉底与政治

苏格拉底是头脑异常健全清醒的人，他认识问题的明澈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拥有这样清楚明白的大脑的人，当然能洞悉一切人情世故，有着一个聪明人起码的自知之明。在政治方面，苏格拉底自知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政，他在法庭自辩中说：“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早就被处死了。”“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法不公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只能当一名平头百姓，绝不能做官”①。从这段话来看，他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也明白自己的天性是什么样的，知道自己这样的人如果步入政界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的话，必然遭致死亡。而他不想死，他想多活几天，做自己为正义该做的事，所以，他选择了当个平头百性、与实际政治保持足够的距离的作法。也就是说，他害怕遭到政治麻烦，所以，一直有意识地逃避政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未主动去担任任何公职。
雅典是民主政治，任何公民只想当官、进入政界，靠雄辩就可以达到目的，而雄辩正是苏格拉底最擅长的本事，远远强过那些收人钱财、传授辩论术的智者派。给智者派交钱学习辩论术的人，多是那些一心想从政当官的人。苏格拉底不当官不是他没本事，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而是他真的不想从政，他从未因竞选或发表政治见解与人辩论过，也从未担任过任何有实权的官职。
第二，奉公守法，服从国家的一切法律和政策。
苏格拉底39或40岁时，伯罗奔尼撤战争（公元前431-404年）爆发，我们不知道他对战争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只知道他和普通的希腊公民一样，自带装备入役，成为一名重装士兵。目前所记载的在他参加过的三场战役中，他作战勇敢，深得战友的敬重。无论作为公民还是军人，他都是合格的。他对国家法律十分尊重，在被判处死刑后，有朋友想帮他越狱逃跑，他以要遵守法律为由谢绝了这个建议。
第三，苏格拉底从未和任何一个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发生政治观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冲突。
由于苏格拉底不去竞选，也没有参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所以，尽管他认识许多政治家，但并未见到他与这些政治家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记录。（在民主的雅典、人口又不多，可能大多数有点名气的人是彼此认识的，苏格拉底与伯利克利可能就是邻居，经常在街头见面，打个招呼聊聊天，而非现在所想象的一介平头百姓见国家元首那么困难。）
不过，他可能与伯里克利进行过政治哲学方面的“纯学术性的”讨论。具体的例子是受他影响的

阿尔克比亚德用苏格拉底的方式去请教伯里克利关于律法的问题，结果伯里克利有些理屈词穷。整个过程如下：
阿尔克比亚德问：“请问，伯里克利，您能指教我什么叫做律法吗？”
“当然”伯里克利回答。
阿尔克比亚德说道：“那么，奉众神的名，请您指教我吧！我听有人因遵循律法而受到赞扬，但我以为若是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他就不可能公正地受到这样的赞扬。”
“你要知道律法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伯里克利回答说，“凡是人民集会通过而制定的章程都是律法，它们指导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它们指导我们应当做好事呢，还是应当做坏事呢？”
“我对宙斯起誓，当然是好事，我的孩子”，他说，“决不是坏事”。
“如果聚集在一起制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并不是全体人民，而是少数人，例如一个寡头政治，这样的条例是什么呢？”
“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决定人民应当做的事而制定的一切条例都是律法”，伯里克利回答。
“如果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僭主,规定了人民应该做的事，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律法呢？”
“无论一个掌权的僭主规定的是什么”，伯里克利回答道，“他所规定的也叫做律法”。
阿尔克比亚德问道，“那么，伯里克利，什么是暴力和不法呢？当强者不是用说服的方法而是用强迫的方法威胁弱者去做他所喜欢的事的时候，这岂不是暴力和不法吗？”
伯里克利回答道，“我看是这样”。
“那末，一个僭主未经取得人民的同意就制定条例强迫人民去做，这是不是就是不法的作为呢？”
“是的”，伯里克利说，“我看是这样，现在我把我所说的僭主未经过说服给人民制定的条例就是律法那句话收回。”
“但是，少数人未经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而凭借他们的优越权力所制定的条例，这是暴力呢？还是不是暴力？”
伯里克利说，“照我看来，一个人未经另一个人的同意而强制他去做的任何事情，不管他是否用明文制定出来，都是暴力而不是律法。”
“那末，当全体人民比富有阶级强大的时候，他们未经富有阶级的同意而制定的条例，也都是暴力而不是律法？”
“的确是这样，阿尔克比亚德”，伯里克利说，“当我像你这样大年纪的时候，对于这一类的讨论也很擅长，因为我们像你现在一样，也研究并讨论这一类问题”。阿尔克比亚德说道，“伯里克利，要是我能够在你擅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和你讨论该是多么好啊！”①
尽管阿尔克比亚德不是苏格拉底，但他用的方法是完全苏格拉底式的，而且，据苏格拉底回忆，他与一位知名的也自认为有智

慧的政界人物交谈过，结果证明他并不是真有智慧，结果导致那位政界人物及周围的人恨他。①苏格拉底没说那人的名子，我猜测可能是伯里克利。而按苏格拉底关于什么是真智慧的标准，就是能否给事物提出普遍性的定义。阿尔克比亚德要求伯利克利所做的，无非是提出关于律法的普遍性定义，伯里克利本来以为是个简单的问题，按直觉的常识给出了回答，认为凡是通过人民集会制定的章程都是律法。阿尔克比亚德经过一系列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后，让伯里克利感到这个定义站不住脚，因为任何一条法律只要不是百分之百地通过，就总有人不同意，把一项不经过这人同意的规矩强加到这人头上就是种暴力而不是律法。那么，他原来所说的凡是人民集会制定的章程就是律法的定义就不能成立！说明伯利克里也没有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将阿尔克比亚德与伯里克利的对话，理解为苏格拉底与伯里克利的对话。
这场讨论中，伯里克利虽然落了下风，但并没有生气。一方面，阿尔克比亚德当时还不到20岁，在他眼里只是个孩子，（还有资料说阿尔克比亚德是他的侄子。）他对这个年青人既喜欢，又带有长者特有的宽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是不重要的一方面。他不生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实际操盘的政治活动家，他认为这种讨论只是年青人的一种思想或语言游戏，在实际政治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在结论中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定义不具普遍性，甚至可能不成立，但并不认为是多么严重的事，就让那些孩子们去叨叨这些永远也扯不清楚的问题去吧！苏格拉底比伯利克利小25岁，在他眼里，恐怕也只是“娃娃”，所以，犯不着怎么生气。作为一个实际政治活动家，伯里克利知道，在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蛊惑人心的煽动和迎合人们愚蠢念头的神圣化的教条，而不是这些刨根问底的思想家们的理性思考。在他看来，无论阿尔克比亚德、还是苏格拉底，对这类问题有空儿时想一想，没空就忘了，实际政治与这些玄谈截然是两码事，所以，恐怕也没有苏格拉底想的那么强的憎恨情绪，最多是在人多众广面前一时下不来台，有点没面子而已。事实上，包括后来控告苏格拉底的主谋安尼托，苏格拉底也有没因真正的政治问题得罪过他，仅仅是为了关于“品德”是不是知识、可不可以传授这类与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纯学术”问题让他回答不上来，有些恼羞成怒而已。换句话说，纵或是苏格拉底得罪了某些政治人物，也不是为了真正的政治原因得罪的，而仅仅是在“学术讨论”中没给人家面子，让人

下不来台而已。

在40岁之前，苏格拉底过着一个雅典公民的普通生活，行为和常人一样。大概那时还只是倾听和学习，没有表达，也很少提问，所以，还不招人烦。当然，他天生优异的智力并未掩藏得住，可能在当时常人们公认的问题上表现出过人的聪明，所以，才引起凯勒丰跑到德尔斐神庙去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得到的答案竟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那时是公元前431年，苏格拉底39岁。自此之后，苏格拉底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了他以提问和谈话为职业的生活。他给自己找的这份新职业，让他不得不采取与之相应的态度，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就是只问事情的真伪虚实，而不关心对方的心理反应，按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就是希望人们“撇开我的说话方式，不管它是好还是坏，专门注意我说得有没有理！”无论任何时代任何人，只要稍有理性，恐怕都得承认这种态度对于探索真理是极其适合的，甚至可以说，这是探索真理的唯一的正确态度。但是如果作为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又不幸被他拉住当作谈话提问的对象的话，问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种让真理女神感到欣慰的态度会让每一个凡人感到不舒服，它会让人暴露出弱点和不足。其实不用苏格拉底那么聪明的人来提问，也不用提出苏格拉底那么深刻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向一个聪明人或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无限制地提问的话，总会暴露出后者在知识上的局限性，比如你问一位鞋匠制鞋以外的问题，他当然不知道。诸如此类的问题太多了，没有任何人能经得起这种拷问，包括苏格拉底本人，只不过他承认了这一点，认为凡是人都不算真有智慧，只有神才真有智慧。他绝不是谦虚，仅仅是忠于事实而已。但这一点会得罪大多数的人。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明知自己有弱点却不肯暴露和承认的！之所以如此，有很多原因，有时是因为维持虚名可获得实际利益，有时则是建立自信心的一个前提，更多的时候，仅仅是自己都说不清的虚荣心，即中国人最能理解的“面子”。说到底，苏格拉底的这种态度会伤害到一切与他谈话的人的“面子”！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但他已将追求真理当作一种神赋予自己的使命，所以，不顾后果地坚持这种态度，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他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苏格拉底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激起了不同人的不同反应，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觉得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不无道理，在他的深入追问下，却回答不上来什么，但又没有兴趣将这种讨论继续下去，对他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比如伯里克利、欧绪弗洛等人。这种

人可能比较多，用糙话说就是懒得搭理苏格拉底这种人，躲着就是了。
（2）完全赞同苏格拉底的观点，并沿着他的思路一路走下去，成为和他一样的哲学家或学者的人，如柏拉图、斐多、色诺芬等人。这些人是他真正的崇拜者，从心底里自命是他的学生。这种人可能也不多，真正能达到他那种思维高度而且有那种思维兴趣的人，在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都是极少数。
（3）跟着看热闹起哄，并且学着他的方式去故意为难别人的一些年青人，如阿尔克比亚德，卡尔弥德之类的。苏格拉底也知道有这种后果，他说有些富家子弟，游手好闲，无事可做，跟着他去看他所追问当时各种名流，使那些名流受窘，这些小年青的觉得很有趣，而且还学着他的方式也去提问题。这类人的动机比较复杂，有跟着看热闹起哄的成份，也有学习辩论术，想在城邦公共生活中出人头地的成份。得承认，苏格拉底那传承于芝诺的辩论术，在形式上与智者派们不讲原则的诡辩十分相似，而且由于他对任何事物都追究“共相”或“普遍定义”的深刻追问，最终会造成一切人都得不出正确答案的后果，因而具有智者派诡辩术所不具有的威力，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用这种方法解构一切权威，从而达到实现自己野心的目的，况且，苏格拉底从不收钱，这要比从智者派那里学东西占便宜多了。这类人的人数可能也不太多，因为无论何时，好事之徒总是少数。但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他们的行为可能激起受他们责难的人的反感和厌恶，而且，会把这一切怨气发泄到苏格拉底的头上。

（4）受不了苏格拉底的追问，产生厌烦甚至憎恨情绪的人。当苏格拉底在街头与人争论时，就有人受不了他的追问而对他拳脚相加，而有些心胸狭窄且以某种对城邦的责任而自负的政治家对他则由厌生恨。后来成为控告他的主谋的安尼托，就是这样的人。安尼托是民主派的政治领袖，曾经因主张赦免寡头派的政治家而赢得温和宽容的令名，但其实是个胸襟狭窄、头脑呆板而且极好面子的人，有一次苏格拉底在同美诺讨论美德是不是知识的时候正巧碰见他，于是，把他拉过来就提问，结果经过一番提问后，不仅让安尼托陷入自相矛盾，而且还损及安尼托所崇拜的政治家。安尼托后来拂袖而去，临走前摞下狠话：“苏格拉底啊，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说别人坏，我奉劝你慎重些，尤其是在这座城邦里”。语言中的威胁成份十分明显。苏格拉底也看出安尼托生气了，而且明白生气的原因是安尼托认为苏格拉底故意诋毁一些人物，而安尼多自诩为是这些人物之一。不过苏格拉底没当回事，认

为等他气消了就好了。他低估了安尼托的胸襟，正是他充当幕后主谋，纠集另外两个也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的人：诗人、悲剧作家梅勒托，没有什么名气的演说家吕贡。对苏格拉底提出起诉的苏格拉底对诗人素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好像也讽刺过梅勒托。吕贡可能带有一种武林后生放倒著名前辈以求迅速成名的野心，如果通过辩论战胜苏格拉底这位辩论大师，他便可一举成名天下知。真正恨苏格拉底并想将其致于死地的人并不多，就是这些起诉他的人也没真想弄死他，严群先生分析得十分透彻。“忖度原告心理，他们虽提议死刑，其实目的在报复，报复心理最痛快的是眼见对方屈服，他们故意造成紧张的形势，要逼得苏氏向他们乞命，这就满足了他们的报复心理，无奈苏氏偏不肯屈服。其次，他们实际上只要拨去眼中钉，苏氏若离雅典，他们目的便已达到，并不定要他死”。但事情不依这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他们发起了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又无法改变苏格拉底的态度的时候，激起另一些本来对苏格拉底持游移态度的人，发生了态度转变，于是事情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下去。
（5）最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甚了解苏格拉底想法、也没有直接接触过苏格拉底、只是凭传说知道这个人的人。这些人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主要是通过当时的大众传媒——喜剧，得知苏格拉底其人其事的。雅典的喜剧之王欧里庇得斯创作的喜剧《云》无疑在全民中提高了苏格拉底的知名度。《云》的主要剧情是一个农民斯瑞西阿得斯欠了别人的债，听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作坊”里能传授论辩术，于是派自己的儿子去学习论辩术，回来后好用花言巧语对付债主。他儿子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一番后，果然学得一身耍赖的论辩术，把讨债的债主给撵跑了，农民非常高兴。但好景不长，这位儿子跟老子也论辩起来，不仅动手打他老子，还用论辩术证明“儿子是自由人”，“老子返老还童，比儿子还年轻，所以该打。”这位农民被气得发疯，大骂苏格拉底，全剧在对苏格拉底及其弟子的喊打声中退场。①此剧上演时为公元前423年，其时苏格拉底已经47岁了。该剧虽未引起太大的轰动，但联想到喜剧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应该说影响还是不小，尤其是对那些根本不知道苏格拉底到底在思考什么东西的老百姓来讲，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教人不孝、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云里一半雾里一半的怪人。按当时的法律，苏格拉底的案子是由一个500人陪审团审理的，陪审团成员从普通公民中抽签产生，其中肯定有不少这种普通老百姓。这些人对待苏格拉底本来没有直接印象，但是，

在原告们深谙人心的起诉书的诱导之下，在苏格拉底本性不改的论辩态度的激怒之下，这些本来态度游移的人更加相信眼前这个苏格拉底就是剧中的那个苏格拉底，于是法律的天平倾斜了。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推上了法庭，梅勒托递的状子，指控他的罪名有两条：一是不信本邦的神灵，企图另立新的神灵；二是犯有毒害青年之罪。请求处以死刑。按当时的法律，原告提出诉状后，被告有权在500人陪审团前进行申辩，苏格拉底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申辩，由于他已经洞悉将他推上法庭的原因，所以申辩的重点不是直接否定这两项指控罪名，而是从他何以被推上法庭的原因开始讲起，他先说了凯勒丰请求神谕的事情。尽管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但他自知自己没有智慧，于是开始四处查访，去访问那些公认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工匠等。结果却发现他们常常以不知为知，其实没那么多智慧。考察的最终结论是：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神签的意思并不是真说苏格拉底有智慧，只是以苏格拉底的名字为例，意思是：“凡人哪，你们中间那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是最智慧的，他承认自己在智慧方面实际毫无价值。”苏格拉底自知在查访过程中伤害了一些人的面子，加上一群跟着他看热闹的年青人的起哄、并学他的样子去审查别人，所以招致怨恨。这是起诉他的实际原因，他理解“梅勒托是为诗人出气，安尼托为工匠和政客报仇，吕贡为演说家翻案”。至于起诉他的两条具体原因，第一条关于不信神的话，很容易驳倒，因为他所尊崇的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也是雅典人共同信奉的神，所以，这一条没有什么人较真儿。关于毒害青年，他的辩驳不是十分有力，只是用提问的方法从逻辑上证明自己不愿意毒害青年，而且逼梅勒托说出全城邦的人都帮青年学好，只有苏格拉底教人学坏这种极端的话。

应该说，在这次发言中，苏格拉底又留下了不少千古不朽的名言，但在当时，却更加激怒了陪审团中的一些成员：免费终生供养在国宾馆，简直是胡话，是对法庭的藐视！坚决不离开城邦，让大家不舒服，这种态度，让那些认为他有罪的人和想把赶走了事的人大为恼火，觉得他不可救药，而本来一部分持中间态度的人也会觉得他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丧失了对他的同情。
关于罚款的建议，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像他这样的“罪过”得交多少罚款，法庭才会接受。后来的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提出的数目太少，激怒了陪审团，认为他在搞笑！不过，我觉得在选择交纳罚金这件事上，苏格拉底做出了让

步，说明他真的不想死或坐牢。按当时的币制，1塔兰特=60迈那，一迈那=100德拉克玛。当时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吃穿费用约120德拉克玛。①按现在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提出的罚金数目约是自己一年的生活费用，当时普通妓女“做一次”也就一德拉克玛，高档妓女“做一次”才一迈那。②在朋友的劝说和帮助下，苏格拉底把罚款数追加到30迈那，30迈那就是3000德拉克玛，当时可以买一幢房子或6名有手艺的奴隶，③应该说不小的数目。所以，我猜测，不是罚款数额太小让陪审团不满，而是从1迈那到30迈那的这个过程让陪审团成员们很生气：你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就拿出这么多呢？法庭第二表决的结果是以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他又一次因自己的态度招来厄运。
对这个“死定了”的结果他也只能破罐子破摔了，在他的第三次陈述中，开始时有些激动地谴责雅典公民“只费了那么一点时间，就赢得了千古骂名”。
他又一次表述对自己死因的看法，“我之所以被定罪，是由于缺少一样东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甘愿向你们说那些你们爱听的话”，“逃避死亡并不很难，逃避邪恶却难得多”。他再一次宣示自己绝不放弃追问的坚定立场，说他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后，同样要考察那里的人，“找出他们当中谁真的有智慧，谁自称智慧，其实并不智慧”。这可的的确确是虽九死而犹未悔啊！不过在结束时，他似乎又恢复了他哲人的冷静和怀疑主义的态度，他说：“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更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④他的最后陈述令后来一代代人感动，处死苏格拉底也确实成为雅典民主政治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但在当时，我想陪审团中那些投票赞成判他死刑的人听着这些话，最可能产生的感情是庆幸自己投了这么正确的一票，而投反对票的人说不定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投赞成票，当然，那些他的崇拜者伤心欲绝！
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历史高尚的解释，有时这种解释会把本来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使之适合自己的思维框架，实际上是无意中的“造假行为”。按照这种思路，既然苏格拉底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那么他的死就是为哲学而殉道；既然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所以，他的死就是由于反民主而遭受的政治迫害。关于苏格拉底，在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直到今天还被人们到处传说的结论：苏格拉底是第一位因思想和言论而被治罪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反民主思想的正确，不惜以身试法，以死来证明民主政治的邪恶。这种远离事实本质的结论必然伴有一连串令人

眼花缭乱的论证，就像我不得不用冗长的文字来条分缕析这些论证的虚妄一样。这种看似将死人抬得高高的作法，不仅严重掩盖了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让后来读历史的人由于不理解而置身事外。试想，如果苏格拉底是因为探索真理而被一时糊涂的雅典人治罪误杀的话，那么，后来的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已经变了的理由，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的冤案不会在自己眼前重演，因为我们自己是尊重真理的，我们认识到苏格拉底思想的价值。于是，每代人都看不到自己的愚妄之处，都看不到主张处死苏格拉底的人中很可能就有自己！这不是道德上的质问或感叹，只是说明这种不能让活人觉悟的历史解释是一种更可怕的、有知识的蒙昧。

事情的本来面目其实很简单，苏格拉底就是因不给别人留面子的态度招来杀身之祸，主张杀他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根本不理解他的思想，无从知道其是好是坏，只是接受不了他的态度。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苏格拉底如果出现在现代人的眼前，仍然是一个不会讨人喜欢的人。他不仅聪明智慧，而且确凿地证明我们这些人是不懂装懂的傻瓜，他提出的问题自己都回答不了，却又追问不休。纵或我们没机会杀他，但敬而远之总能做到的，他的态度很可能会激起厌烦情绪，这种情绪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要了他的命。事实上，历史上那些被杀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中，真正为思想、为信仰甚至为利益而死的并不多，大多数的只是因为行事态度使另一部分人看不顺眼而罹难，就像有相当一部分杀人案件只是因一时口角、情绪冲动而发生的一样。如果真到了思想、信仰这些需要以冷静的理性对待的东西的时候，反复的盘算与精心的计谋会使动手杀人的冲动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历史回到了简单就回到了真实，回到了真实就回到了现实，惟有与现实的人性真正挂起钩来，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


4、恐惧与超越—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态度

雅典的法律程序规定，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应交由一个“十一人”委员会在24小时内执行。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恰是在一年一度到德洛岛去给阿波罗还愿的仪式的前一天，按当时的规矩，去还愿上香的船回来之前是不能处死人的，所以，苏格拉底被关在监狱中，等着那条船的归来。由于那条船因遇逆风在路上晃荡了一个月，这又给苏格拉底多留出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他生活如常，仍旧继续与他的朋友们探讨哲学问题。他富有的朋友克里托曾经买通狱卒，想帮他越狱，但被苏格拉底拒绝了，理由是不能破坏法律。应该感谢那场逆风，多给苏格拉底一个月

生命，使他在最后这一个月又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为高尚的精神文献。这期间他的言论被柏拉图整理记录下来，主要是《克里托篇》、《斐多篇》，其中涉及到法律、灵魂等极为深刻的问题。有研究者曾评价说记录苏格拉底最后一天的《斐多篇》为欧洲散文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①此文的确感人，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时刻泰然自若，冷静理性又不失幽默，他先让人将自己的妻儿送走，然后按行刑人的要求喝下毒药（据后来的学者分析为钩吻叶芹汁）②，在场的朋友受不了，无不落泪，连行刑的刽子手都泪如泉涌。其中一个阿波罗多洛歇斯底里般地号啕大哭，苏格拉底有些严厉地劝他，说自己之所以先把妇女打发走，就是怕她们哭哭啼啼，“现在请大家让我安安静静地离去，保持平静、勇敢”。朋友们努力抑制住悲声，苏格拉底按行刑人的要求在地上踱步，双足沉重后躺在草垫上，行刑人开始从脚往上捏，问他有没有感觉，那种毒药发作的过程是从脚向上变冷变硬、直到心脏麻痹。冷到大腿根儿时，行刑人揭开蒙在他面上的布，苏格拉底说了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底俄斯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这是他留给人世最后的一句话。阿斯克勒底俄斯是医药神，也管毒药。按古希腊的风俗，人吃完药病好了之后要给这位神贡献一只鸡，以示谢意。苏格拉底让克力同给阿斯克勒底俄斯献鸡，意思是说所服的毒药是真毒药，真管用，因此，应问这位药神致谢。（也有些书中说是苏格拉底欠了一个名叫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人一只鸡，请克里托帮忙还上。我觉得此说不通。）片刻之后，苏格拉底双眼定了，克里托见到此状，伸手将他的嘴和眼合拢了。
在场的斐多发出伤心欲绝的声音：“我们这个时代最善良、最明智、最公正的人走了！”
苏格拉底对待死亡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引起后人无限的敬仰，但现代的研究人员发现，毒芹汁能给人的身体带来极大的痛苦，面部表情会抽搐变形，他们甚至不相信苏格拉底能抗得住这种痛苦，平静地离去。我却相信，苏格拉底是能抵御这种肉体痛苦而平静离去的，因为当时他的内心实际上处于激动与亢奋之中，激起机体自然的紧张，那种状态使人感受不到平常能感受到的疼痛。（我一个曾遭遇车祸而折断肋骨的朋友回忆说，事发当时，一点儿不觉得痛，头脑清醒地打电话求救，等到求救的人一来才感到剧痛，撑不住了。）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帮助苏格拉底保持平静的，除了他坚如铁石的理性外，还有这种生命机体亢奋带来的自然生理力量。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态度其实比较矛

盾，一方面他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又有着超越普通人的战胜死亡恐惧的力量。不过，他对死亡的恐惧反映在潜意识上，在他被判定死刑后的两次重要对话中都提到了与死亡相关的梦。一次是梦见一位美丽端庄的妇女，跟他说“第三天你会抵达令人欢娱的弗提亚”。（弗提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冥府福地）第二次是讲自己多次在梦中听到一句话，让他制作和演奏音乐，所以他开始在狱中写作诗歌、即可以唱给神听的颂歌。②按心理分析的说法，梦反映着人类的潜意识活动，这些与死相关的梦说明苏格拉底的潜意识里存在着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怕死的。也正是受潜意识的支配，他在临刑前还是表现出了一丝情绪上的波动，比如与他的朋友们探讨了灵魂死后的去处问题，坚信灵魂不会磨灭，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还罕见地讲到人死后灵魂的去所。用神话的内容来解释现实问题，这不是苏格拉底的风格，在那一刻，他流露出了某种紧张情绪。
由于存在着怕死的天性，所以，他并没有像斯东所说的那样故意去激怒法官，故意找死，以自己的死去证伪民主制度。不是的，他的申辩只是如实说出自己的看法，并无故意挑衅之处，他请求陪审团不要判他的死刑，因为他是神送给城邦的礼物，这种态度是真诚的，表达了自己想活下去的真实想法。
但是，真当厄运降临时，他又表现出了极强的战胜死亡恐惧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撑着他以超出常人的平和宁静，勇敢地走向死亡。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受到充分的哲学训练，让他对死亡产生了某种好奇的尝试欲。他坚信灵魂不朽，死亡就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所以，他极想知道死亡后自己的灵魂能到哪里。这种好奇心和探索欲甚至导致使他有时产生了想死的冲动，通过死来弄明白灵魂到哪去了，这是他战胜对死亡恐惧的一种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他努力寻找死的好处，说服自己相信死是件好事，比如他自己已经年老体衰，如果被处死，可以免于由衰老和疾病带来的痛苦，所以死是种解脱。他讲了许多不怕死的理由，甚至说，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这些话我以为大可不必太当真，未必是他一直就持有的一种行动理念。当他罗列自己不怕死、甚至应该死的理由时，是死亡已经避不可免的时候，所以，他所说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克服对死亡恐惧的心理暗示技术。他成功了，他不仅说服自己控制住了紧张的情绪，表现出一般人想象不出的宁静和从容。同时，还制造了一种氛围，让他周围的人看到他的镇

静与淡定，丝毫看不出由恐惧带来的紧张，以至于这些人不仅相信他不怕死，甚至认为他是有意赴死。这其实是种错觉，苏格拉底怕死，所以，并没有刻意寻死，他没有故意挑衅陪审团以求一死来证伪雅典的民主制度。他是个坦诚的人，从不说假话，明确地向陪审团说明希望大家放他一马，这是真话。但是他更害怕邪恶，在他看来，厚颜无耻地逢迎乞生的是邪恶的，放弃探索真理的岗位职责是邪恶的，明知是非对错的道理却不能躬行是邪恶的，以任何理由践踏法律是邪恶的……。在死亡和邪恶之间，他惧怕邪恶尤甚于惧怕死亡，如果客观情势逼迫他在二者之间必须做一选择的话，那么，他宁肯选择死亡。既然选择了死亡，就应有战胜死亡恐惧的勇气和力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表现出勇气和力量，说明人类是可以靠自身的理性力量战胜先天的弱点，成为有自由选择能力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