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田：物权法的得与失 讲座

尹田教授“物权法的得与失”讲座纪录

今天在理教，尹老师作了“物权法的得与失”的讲座，讲座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自己以前经常性地在理教上课，已经是两三年前考研时候的事情了。时间过的很快，自己也快离开这座校园了。能够近距离的聆听到这些学术大师的演讲，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讲座主要内容如下（括号中的部分是本人的评论，并非讲座内容）：

第一部分：开场白。

物权法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应该珍惜。所以现在来谈论它的“失”，也不是不行，但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任何法都是利益较量、得失相衡的产物。有得一定就有失。（有点明白为什么今年三月五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会被禁掉，那是一期对物权法“评头论足”的文章；后来财经重新出了一期，封面文章改为“股市过山车”。看到财经的主编舒兰先生在杂志前面的文章中文笔还那么从容，一如既往的充满建设性的言论，真的佩服舒先生的心态和道义感）

第二部分：物权法的立法进程

第一，物权法的立法从立法提案被受理算起已经过去了13年，从99年合同法颁布后物权法草案开始草拟，已经过去了7年。其间经过了常委会8次审议，出台的过程非常艰难。一般情况下，如果审议三四次后草案还没有通过，就会被认为是法律出台的时机还不成熟，但物权法几次三番的审议，最后高票通过，是很异常的现象。说明了当权者通过物权法的决心是很明显的，很大的。

第二，物权法一开始拟定就出现了基本的分歧。一派学者（以社科院的梁教授为代表）

认为物权法作为民法，是对平等民事主体关系的调整。所以应该按行为立法，大家都是平等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指看得见财产全体，看不见财产的主人；只能按照财产的性质分为动产、不动产等，而不能以财产的主人来区分，把财产分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因为一提到财产的主人，那就可能包含不平等。另一派学者（以人大李教授为代表）认为按照中国的国情，应该把财产分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分别予以阐述。正因为这个基本的分歧，出现了两份学者建议稿。最后的草案就是在融合这两份学者建议稿的基础上出来的。

第三，立法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99年到2005年底，这一阶段立法按部就班的正常进行。虽然进行得并不顺利；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底以后，这一阶段立法受到了不正常的干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政治辩论取代了学理的争论。在第二阶段，物权法只是一个工具。一些人通过扭曲物权法的一些条款，表达对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不满。

第四，物权法立法一步一个坑，很多重大问题都很难达成共识。很多坑跳进去之后就很

难出来。举例如下：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制，但所有权虚位。所有制和所有权没有转换的技术手段。

企业财产所有权归属。企业财产所有权属于企业法人，股东是投资人而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决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问题时这个概念模糊了。马克思讲过“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所有权”，把全民所有制直接转换为国家所有权，

而国企属于全民所有制，所有权就应该属于全民，属于国家。这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最终稿中采用了模糊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年，这次还是没有解决，这一方面表现了立法者的保守性，一方面也应该体会到立法者受到几面夹攻的艰难。

典权应不应该写进物权法。典权是解放前普遍存在的一种产权形式，在解放后一度消失，因为解放后一段时间我国人民的私有财产非常有限。但现在私有财产已经远远超过国有资产，典权作为产权形式开始兴起，但还不普遍。这在物权法里要不要规范呢？理论上讲，法律是现实性与预见性的平衡。但理论如何去运用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五，物权法是利益冲突的平衡剂。存在两种利益，一种是个人利益，表现为私权利；一种是国家利益，表现为公权利。所以利益冲突也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相对容易，是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基本准则是“对事不对人”；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很难解决的，因为个人和国家不是平等主体（法律上讲的平等是指双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双方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就不是平等的）。民法是解决平等主体间关系的，本来不应该涉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利益冲突是双方的博弈，立法者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双方都满意。而物权法为什么比合同法之类的面临更多争议，就是因为合同调整的是一对一的交易关系，而物权法调整的可能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而且更为普遍的是多对多的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第六，物权法在05年底受到不正常干扰。关于物权法是否违宪，争论焦点集中在“占有推定”的条文上。此条文规定，“对动产、不动产的占有，如无相反证据，就被推断为合法占有”。反对者认为，如果有人侵吞了国有资产，但又暂时没有找到证据，那依据这个条文，他的占有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这样不就保护了侵吞国有资产的人了吗？尹教授指出，这种说法犯了两个逻辑错误：第一，既然你没有证据表明某人侵吞了国有财产，你怎么能认定他侵吞了国有财产了呢？法律常识，客观事实不同于法律事实。无罪推定是我们经过长期斗争才取得的成果。第二，这个“占有推定”是暂时性退定，任何时候出现了相反证据，就认为你从一开始起就没有占有权利。

法律应该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但事实证明，政治不会放过法律。

第三部分物权法的“得”

第一，物权法的颁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

第二，物权法是一部私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宣言。

我们需要一些标志性建筑，比如民法典，比如物权法，来宣示我们的理念。民法典代表一个国家民主、法制的高度，它是一个偶像，一个象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承认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个体？是不是承认每个人的幸福是国家发展的目标。

第三，在权利平衡上，物权法大体做到了基本成功。做到了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抵则抵，该避则避。

第四部分物权法的“失”

第一，调整对象模糊，公法私法混淆，对今后的民法理论、民法立法走向产生消极作用。物权法属于民法，却出现了大量的宪法原则，公法规范。

第二，一些制度设计受到一些影响而采取了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