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矛盾的浅析

开篇语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从战略高度提出着力解决城乡矛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这是在分析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众多而复杂的社会矛盾，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积极应对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战略举措之一。

显然，当前中国城乡关系不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城乡矛盾问题不解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公平公正、平等友爱，就难以实现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解决城乡矛盾，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城乡矛盾，探讨解决城乡矛盾的可行性思路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我国现阶段城乡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也还维持在３．２１∶１，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

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

二是城乡教育差距。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３．４倍、６．１倍、１３．３倍、４３．８倍、６８．１倍。更重要的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

三是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１０％多，８０％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四是城乡消费差距。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生活资料的质量低，假冒伪劣横行。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１０年。

五是就业差距。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５％，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务工的１．３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４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５０％左右。

六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在制度、市场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分割问题，在城市内被认定为的公共产品，可能在农村就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产品”具有了排他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人收入。我国城乡收入中对这部分个人收入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低估计的问题，城市较农村的低估计更大。

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

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我国现阶段城乡矛盾的成因分析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我们不能以经济增长不足这种或某种单一因素来解释城乡矛盾的原因。因为我国城乡矛盾是我国经济体制、政策导向以及我国农村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原因有：

1、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我国城乡矛盾形成的历史原因

中国是在不具备自然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启动并建设工业化的，相应地也只能通过国家政治力量的高强度控制和国家经济计划的严格集中统一管理来完成这一目标。建国以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我国进行各种行政手段，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农村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工业和城市建设的资金积累。而这种在特定的工业发展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二者相互强化，乃至这一结构成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直到至今，它仍然在多方面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可否认，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履行了资本积累、工业化优先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三大功能。但从负面意义上来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一是是城乡不平等交换长期存在，并由此造成了农业发展的滞缓和农村的贫困，城乡差距拉大。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农村和

农业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基本上是相互隔离的。一方面农村和农业为工业发展、城市建设提供资金积累及其他资源，但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不能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自身的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城乡市场分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严重影响工业和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长期处在资金投入少、社会化程度和产生效应低的状态；二是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轨，农民不能自然的向城市流动，社会经济出现一种结构失衡的畸形状态。这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随着社会打发展越来越突出，成为城乡矛盾的根本性原因。

2、政策方面的原因：城乡户籍分割制度、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是城乡矛盾的主要政策性障碍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本质上是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与市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要求相违背，它阻碍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限制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城乡结构划分的基础条件，它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将城乡居民分割成了机会资源不等的社会集团，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筑起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其他壁垒。仅以教育为例，在上大学的机会上，城市家庭子女必农村家庭子女高12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高。在目前已

经松动的户籍制度下，大批农民进城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可以说即是前期教育投入低下导致的上述循环效应的结果。

我国一直奉行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其结果是农业必须以其相应的利益牺牲来支持农业的增长，农业成了承受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压力的产业部门。例如，自解放以后一直存续至今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虽然在改革初期曾一度缩小，但由于国家粮食部门并没有按保护价完全敞开收购农民的粮食，致使这种剪刀差即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而工农业价格高于价值的情况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农业是风险性产业，其不仅自身的需求弹性小，可替代性低，易腐难存，而且农业生产又易受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的比重影响。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将农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保护地位。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10—20%。而我国政府的农业支持水平平均低于这些国家。再加之我国农业人口比重较大，以较少的利益（15.1%的农业产值）在较多的人口（50.7%的人）中进行分配，这必须降低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化的趋势。

3、农业自身诸多因素对农村发展的制约也是我国城乡矛盾的不可忽略的原因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低，农村中非产业不发达等制约了农村的发展，与快速发展的城镇工业形成巨大反差。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单一结构，农业结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