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朝边界认识与边界交涉的新成

2012年6月第22卷第2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China ’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Jun.2012Vol.22No.2明清中朝边界认识与边界交涉的新成果———读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孙卫国中朝边界史研究，乃是当今中朝关系史中的热点问题，中、日、韩三国学术界皆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出版了不少论著。

但彼此分歧很明显，因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有着浓重的现实关怀。

相对而言，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滞后，中韩建交之前，这是学术禁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著。

只是近20年来，随着中朝（韩）关系史研究的发展，方有专著问世。

杨昭全与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研究》①是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中朝边界历史沿革的专著，重点描述了清代以来中朝边界交涉的经过。

2011年出版了两部著作，一是陈慧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②二是李花子的《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

③这两本书研究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但侧重点与研究视角却有不同。

陈慧的著作重点讨论了穆克登勘界的原因、经过与影响和光绪年间两次勘界的经过。

李花子则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朝鲜人的疆域与边界认识历程同中朝边界的交涉结合起来考察，用动态的考察方式，试图探寻出中朝边界交涉史的真相。

下面试对李花子的《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略加评述。

李花子的著作选取了数个专题，概而言之，全书主要讨论了三个大问题：第一，高丽对公险镇和丽末鲜初对于铁岭的认识。

就铁岭卫认识而言，这是一个研究成果甚多的论题，中、日、韩三方都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彼此间有很大分歧。

一般皆采纳日本学者和田清的说法：“明太祖最初计划在半岛内即咸镜道和江原道分界的地方设置铁岭卫，后来由于高丽的阻挠和反对而退设于辽东”（第11页）。

但此种论断有两个问题：一是，史料不充分。

说明太祖最初计划将铁岭设在咸镜道，缺乏史料证明。

明太祖为何退设于辽东，与朝鲜之间交涉如何，也无详细的史料说明，现存史料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二是，就明太祖的个性而言，他并非容易屈服的人，说他无缘无故将原定设在朝鲜咸镜道的铁岭卫改设辽东半岛，这不合他个性。

尽管在《皇明祖训》中，明太祖设十五“不征之国”，但若高丽真的侵犯了明朝利益，他也不会放弃武力的。

该书在系统考察中朝双方原始资料基础上，发现明朝与高丽尽管都在谈论铁岭卫，但有点各说各话的意思，于是，李花子提出一个新说：明朝与高丽对于铁岭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彼此心存误解。

“辽东铁岭（奉集县旧铁岭）和高—131—①②③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丽铁岭（咸镜道和江原道的分界处、元朝双城总管府南界）的并存和对其位置的误解，是高丽和明朝在铁岭设卫问题上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高丽以为明朝要接管旧元双城总管府领地，明朝则以为高丽对辽东领土怀有野心。

”（该书第37页）明朝的铁岭是在辽东半岛，而高丽的铁岭是在朝鲜半岛，因为朱元璋对朝鲜半岛上的铁岭地名，并不清楚，甚至也不大关心元朝在鸭绿江南岸的领土，在朱元璋心目中鸭绿江是中朝之间自古以来的疆界，所以明朝并不想打破这个疆界。

可是，高丽君臣却认为铁岭是在朝鲜半岛上，就是元朝所设置的双城总管府。

高丽自恭愍王时期（1351—1374），趁元朝衰败之际，不断北扩，早就越过了双城总管府，西北推进到了鸭绿江上游地区。

若是明朝在朝鲜半岛上设立铁岭卫，那么高丽势必要失去北方相当多的领土，是高丽国王辛禑所无法容忍的，故而有攻辽之举动。

对铁岭卫位置的误解，正是当时明与高丽争执的症结所在。

李成桂“威化岛回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辛禑政权，不久取代王氏高丽，自称国王，建立新朝，并采取亲明政策才化解了边疆危机，更确立与明朝的宗藩关系。

这种论断，令人信服。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的定界以及光绪年间的两次勘界。

这也是学界关注甚多的问题，但是分歧也很大。

李花子曾在《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①一书中，探讨过此问题，不过，偏重于穆克登定界的积极性，例如肯定其明确了中朝之间的事实边界，即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朝鲜在获得天池以南的大部分领土后，消除了危机感等等。

在《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探讨此问题，则偏重于分析其消极影响。

这两本书也有一定的关联性，由越境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了中朝边界问题的探讨，说明李花子的研究具有连续性与长时间的学术积淀。

穆克登定界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最大的困扰还是原始资料的缺乏，因为其原始资料在清朝内阁大库失火中全都烧毁，所以只能依据当时随行朝鲜人所留下的踏查记。

朝鲜接伴使朴权的《北征日记》、译官金指南的《北征录》以及其子随行译官金庆门托友人洪世泰所写的《白头山记》，是最主要的三种原始资料。

相比之下，金指南的《北征录》最为重要，也最详细。

该书在仔细分析了这三种记载，并参照《朝鲜王朝实录》和《清实录》的相关史料，对于穆克登定界的经过再进行仔细考证。

指出穆克登因听信土人说法，以为图们江水源是伏流复出之水，故而将松花江五道白河水（董棚水）误定为图们江水源。

并分析这种错误的原因：穆克登缺乏对图们江上流水系复杂性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应有的地理知识，且在考察水源时方法亦有问题，并非溯江而上，而是沿着图们江顺流而下查看水源，故而出错，中间一度发现错误，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予改正，故而为以后的争执留下了隐患。

该书中还仔细分析了《朝鲜肃宗实录》中的材料，指出其明确记载了朝鲜变更水源、移设堆栅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穆克登误定图们江水源的错误。

当时朝鲜人也基本上认定中朝边境是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的。

光绪年间，朝鲜人大批越过图们江，在图们江以北垦荒。

这时朝鲜人的疆域观悄悄发生了改变，开始否认以图们江为界的事实，后来又生出了“间岛”问题。

光绪年间的两次勘界，因为中朝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认识相差甚巨，故而未能达成最后的协定，一直到今天也—23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①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明清中朝边界认识与边界交涉的新成果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李花子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清朝康熙定界资料的缺失，使得光绪年间勘界时中方拿不出档案材料，曾怀疑朝鲜人挪动过界碑，但没有证据，而清朝提出重新定界，又遭到朝鲜人的反对。

另一方面朝鲜人在光绪年间第一次（乙酉）勘界时，最初认定土门与豆满是两条江，不认同中方“一条江”的说法。

但在勘界过程中，朝鲜勘界使李重夏发现了连接图们江水源（红土山水）的腐朽木栅，因而意识到中方说法的正确性，也就是认定中朝之间应该以图们江为界。

可是一旦认定这点，朝鲜在图们江北面的垦荒地，就得退让，故而他悄悄上报王廷，却向清朝勘界使隐瞒。

丁亥复勘之时，朝鲜不再坚持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说法，只是由于双方所指图们江水源有差距，中方指以石乙水连接小白山（位于长白山以南）为界，朝方要求按照康熙年间定界结果———沿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连接红土山水为界，故而勘界谈判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问题是朝鲜疆域观的变化。

前两章讨论中朝的边界交涉，构成该书的核心内容，后三章则主要关注朝鲜疆域观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长白山认识的演变，这是从思想与文化观上来讨论朝鲜对边界的认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该书的重要贡献。

边界的交涉与边界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书中很细致地探究了二者间的关系。

李花子指出：“朝鲜初期的疆域观不等同于朝鲜后期的疆域观，1712年长白山定界以前的疆域观和以后的疆域观有差别，1880年朝鲜人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土地之前和之后也有不同。

”（《引论》第2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因为无论是清朝还是朝鲜，对于中朝边界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只是在勘界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条疆界的认识，随着中朝双方交涉的深入，才逐步清晰和明确起来的。

而这种认识的加强，反过来又推动了中朝疆界的交涉。

这是前人很少关注的重要层面，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该书指出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勘界之后，朝鲜意外地获得了白头山天池南边的一些“空地”，这对他们的疆界认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朝鲜初期，长白山被视为域外之山，当时长白山是“野人女真”出没之处，故而未被列入山川祀典之中，且长白山东南之图们江上游地区，仍是女真人的家园。

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后，“此次查边、定界成为朝鲜人关注长白山的开始”（第109页）。

定界之后出现的朝鲜地图，才将鸭绿江和图们江看作国界线。

英祖时期，也才将长白山纳入山川祀典之中，并以长白山代替鼻白山作为北岳。

而这种观念在高宗以后越来越强化，在日本殖民时期，长白山被视为“象征朝鲜民族独立精神的一座灵山”（第120页）。

书中还考察了朝鲜地理志与地图对于“土门”与“豆满”二江的问题，以及近代以后由此所生发出的“间岛”问题，皆是朝鲜人随着疆界认识的变化，加上越境垦荒民的增多，而一步步生发出来的问题。

这样就揭示出来这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而内在的原因则是朝鲜数百年来的北进政策，朝鲜总是想方设法制造事端，为其所用，一点点地将边界推向北方，从而清晰地揭示了明清中朝边界问题的复杂性。

《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显示作者精湛的考证功夫。

对于中朝双方的史料，她并不是拿来就用，而是先对其是否符合历史加以考证，并分析其背后的根源。

即如《高丽史·地理志》载高丽的“东界”，乃睿宗二年（1107）“逐女真，置九城，立碑于公险镇之先春岭，以为界”，经过仔细的考证，作者指出，高丽东北疆域以公险镇为界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立碑后的一年多，高丽就将九城归还女真，而大部分时间在元朝的干涉下，“是以千里长——33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城以南的铁岭（双城总管南界）为界的”，之所以《高丽史》要这样写，乃是“朝鲜国初北拓领土时期疆域观的夸大反映”（第5—7页）。

这种论断在书中比比皆是，因而增重了该书的学术性。

看得出来，《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是在专题论文基础上整编而成的，每章都是自成体系的论文，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关联性。

不过，在合编成书之时，未能完全将其融合为一体，部分内容前后重复，且各章间的关联性处理得也不太好。

例如第一章《明代初期朝鲜的疆域认识》，主要讨论的是公险镇与明初关于铁岭的争执及相关问题。

第二章《清代中朝两国定界、勘界的内幕》，就跳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的勘界问题。

从明初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勘界，中间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朝边界上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尤其是朝鲜的北扩政策在一步步地实施，对于康熙年间的定界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