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承包制的几个产权概念

有关土地承包制的几个产权概念

用产权理论来证明土地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项发明，但如何从产权理论跳跃到土地私有化，大多数文章都语焉不详。用产权理论语汇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献，似乎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好象只要说产权界定不清晰，总是没有错的，只要是主张“进一步”界定产权，也是不会错的，于是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概念推理的逻辑结论，用产权语汇在中国推行私有化，三句话就说完了。如此简单，难怪趋之者众。可惜的是，恰恰是产权理论不认可这种思维方式。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具体分析每一个具体的契约，科斯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对于在中国出现的土地承包制度，产权理论应该有这样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前者私有，后者国有。这与推行私产制度是没有冲突的”[[1]]，可见，产权理论并不一定得出土地私有化的结论。

周其仁教授的系列文章《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以下简称《事件》），流传甚广，试图通过分析与农民收入有关的产权关系，得到关于土地私有化的结论。但他的分析并不成功，其中有关土地产权现状的分析，概念模糊而且混乱。我以为，之所以有这种有意无意的模糊和混乱，是因为作者预设了结论。经济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因为结论的需要而模糊概念的现象[[2]]，但是，经济学既然是科学，结论应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出结论的过程。对于科学而言，手段正确与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结论的正确与否，为了某个结论而混淆概念是不可取的。

《事件》是这样开头的：“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可是，经济学对这一现象早有解释[[3]]，1954年，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4]]，其中提出的增长模型不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甚至预言了在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农民收入的不增长，一定是同时发生的[[5]]。更早的时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指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的限制，这两个解释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事件》则暗示，产权问题解决了，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这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期望，由于作者期望的结果出了问题，后面那些以结果为目标的分析自然就漏洞百出了。

由界定产权而土地私有化，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产权现状到底如何，其实是众说纷纭，其中认真分析的少，想当然的多，似乎只要结论是私有化，前提马虎一点也没有关系。这种时髦，与《事件》中的产权概念混乱不无关系，所以就这篇文章来澄清有关土地产权的几个概念，虽说是不得已，但也十分必要。产权最基本的内容是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如果连土地产权现状中的这几个内容都没有弄清楚，“产权界定”就成了一句空话。

此“使用权”不同于彼“使用权”

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承包制，它来自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家庭承包责任制”。没有人不认为它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只不过很多人认为，它“伟大”得还不够，所以应该被放弃了，放弃的理由是因为它对产权的界定还不足够。

一般的说法是，土地承包制成功地将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在这里，语言和它应该表达的内容之间出现了一点歧义，正是这点歧义，使得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被曲解了，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那些推动土地使用权‘到户’的力量，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推动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到户’呢？” [[6]]也就是说，土地承包制的现状，使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土地收益权”。这就是语言歧义的后果了，土地承包制中的“土地使用权”概念，与产权经济学中的“使用权”并不是一回事，“土地使用权”并不仅仅包含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还包含土地的“收益权”。土地不是小孩的玩具，不能得到收益，“使用权”是没人要的[[7]]。在挣工分的时代，正是因为“收益权”的界定含糊，所以农民就悄悄地放弃“使用权”，出工不出力，留着力气去“使用”自留地；而农民要求承包土地的动机，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明确获得土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合约的核心内容是“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规定的正是土地收益的所属。土地承包合约是关于“收益权”的契约，这块土地的收益权归张三了，不用任何人操心，张三一家自己会去“使用”这块土地；如果将土地“使用权”给了张三，却不让他收获，那是强迫劳役。所以，一纸承包契约，土地的收益权明明白白地“到户”了，正是由于“收益权”的到户，于是激发了农民“使用”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上的收成，不仅仅是劳动的收益，而且包括了土地的产权收益。自从土地改革之后，土地的地租收益就归农民所有了，而土地承包制以后，地租又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个人手中，农民不仅可以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且也获得了土地的产权所得。市场中的农民，没有土地也可以获得劳动所得，称为佃农[[8]]。既然佃农也可以获得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就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所以，与土地私有制相比，土地承包法所规定到户的恰恰是土地的产权所得。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模糊了农民的劳动所得，脱胎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土地承包制自然被认为是界定了劳动所得，这是对的，但不完全，我们不能单方面强调劳动所得的界定而忽略它对产权所得的界定。在土地的产权讨论中，地租的分配是不可忽略的核心内容。

由于获得收益权是土地承包的动机，所以，当土地承包实现的时候，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就同时明确地到户了。交易权略有不同，农民在开始承包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交易土地，当在农民的示范和推动下，立法者出台了有关的临时法律（政策、办法、规定等等），明确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了农民个人，结果农民发现，根据这些临时法律，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不仅仅是使用权和收益权，他们还可以将土地租给邻居二哥耕种[[9]]，产权交易开始出现。这显然超出了农民当初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出于立法者刻意地设计，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可以发生。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如果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清晰地界定给农民个人，同时又没有明文禁止交易，不用任何人操心，交易自己就会发生[[10]]。产权理论还可以倒过来说：如果有交易发生，产权就界定清楚了[11]。没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是不可能交易的，没有人可以出让原本不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