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等人制度的起源考2

元代四等人制度的起源考摘要: 元代将其境内的人民区分为四等, 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这种区分究竟是何时形成的呢？它的形成, 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存在着民族差别和区域差异, 而人为的主观的因素, 也就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虑, 也是不可忽略的忽视的原因。

关键词: 元代; 四等人制；忽必烈；民族；区域一、四等人的划分元代有四等人制，这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

即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1].其中第一等是蒙古人，拥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以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归附较早，也最值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此于蒙古人；第三等是汉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第四等是南人，专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社会地位最低[2]（p.303）.二、四等人制的起源时间四等人制度是最早出现于忽必烈至元二年。

有关这一制度的明文规定虽至今未被发现，但从元廷发布的一些诏令和文书中却可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的存在。

如世祖至元二年(1265)；二月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就规定各路执掌实权的达鲁花赤必须是蒙古人，汉人只能充任总管，回回人可担任同知。

而在《选举志》：“[至元]六年以随路见任并各投下创差达鲁花赤内多女直、契丹、汉人；除回回、畏吾儿、乃蛮、唐兀同蒙古例。

”[3]等多处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叙述。

至此，四等人制经过不断的发展，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完备。

再如成宗大德元年(1297)四月，中书省、御史台倡议，各道廉访司必须选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子孙担任，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得到成宗的允准，都是很好的证明，蒙思明认为这一制度的形成以及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名称的普遍应用，当在大德而·后【4】。

在元代的四等人制中，居第一等的当然是元朝“国族”蒙古人，蒙古统治者称之为。

自家骨肉”。

据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所撰《史集·部族志》记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一为与成吉思污皇室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兀鲁、忙兀、泰赤乌、札只刺(札答阑)等二十余部；一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有弘吉刺、亦乞烈思，兀良合等十余部。

此外、札剌亦几、塔塔几、蔑儿乞、斡亦刺、克烈等部，在元代也被视为蒙古—人。

陶宗仪《辍耕录》载有蒙古氏族七十二种，其中重复，误：入、漏列的多种，即包括上述三部分。

第二等为色目人，是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常为元廷经商、理财、充当重要官·吏等。

《辍耕剥载有色目人三十一种，如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畏吾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

然其中亦不免有!重出或异译并存的错误。

大德八年(1304)规定：“除汉儿、高丽、蛮子渚人外，俱系色目人。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

札忽歹＼盖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及较早受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地居民。

据《辍耕录》载汉人有八种，即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后为元廷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也就是元代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范围内的居民。

汉人和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教人为地分为两等，目的在于利用汉人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南人的地位最低，当他们与汉人发生矛盾和争执时，遭殃麴总是南人。

元代四等人的地位和待遇很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官吏的根用上。

蒙古贵族为统治广大汉族人民，不得不利用汉族坞王阶级，但又要防止人数、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都超过蒙古人麴汉族官员占据重要职位，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乃用这种等级制度加以限制。

《元史严百官志》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宫署之长均以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

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丞相职位，通常必用蒙古勋臣，色目人仅个别亲信得以充任，世祖初年曾以汉人史天泽和蒙古化的契丹人耶律铸为丞相，以后即规定。

不以汉人为相”。

决于丞相的·平章政事一职也均由蒙古、色旨人担任，一般不授与汉人，虽德高望重的汉人亦是如此。

元廷尤其严防汉人阅悉军机重务。

《元史·兵志》载，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得阅其数，故掌握全国兵权的枢密院长官(知院)，有元一代除少数色目人外，皆为蒙古大臣，无一汉人充任。

掌纠察百官善恶的御史台长宫(御史大夫)，按元廷传统，叫卜国姓不以授”。

掌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最大实权的达鲁棉赤一职，前已遗及规定要由蒙古人担任，如无蒙古人，则在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内选用，并三令五申禁止或革罢冒任此职的职人、南人，只有在南方边远地区因条件艰苦，遇蒙古人畏惮瘴疠多不敢赴任时，；才允许仅人充当，在入仕途径上，元朝政府也优待蒙古、色目而限制汉人、南人。

元朝以怯薛(；缸译作宿卫，即皇帝身边的亲兵卫．士)出身的人做官最为便当，；而充当怯薛的主要是蒙古、色目人，汉人则仅有少数世臣子弟跻身其间。

武宗时(1308—1311)分汰怯薛，只留有积功阅历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其余皆遭革职罢，严禁汉人、南人充当怯薛。

因而用民族等级制的限定来防止后者取得更多职位。

；…第二，反映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至元九年(1272)世祖忽必烈听说常有汉人聚众与蒙古人发生殴斗，便下令对汉人严加禁约。

此后他又下令，如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所在官府申诉，违者严行治罪。

元律规定：“杀人者死。

”但同时又规定：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权人的，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无需偿命，可是一旦汉人殴死蒙古人，则不闷情由，二律要处死刑。

四等人犯同样的罪，所受的处罚却截然不同，如元律规定：凡盗窃犯(已得财者)均要刺字．但只是对汉人、南人而言，蒙古人则不在刺字之列，若审囚官擅自将蒙古人刺宇；蓬要受革职处分；色目人犯有此罪，也可免刺字。

此外元制又规定，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占官拇抉，责打板子也要由蒙古人持杖。

这就为蒙古统治集团的官宵拥护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表现在对汉人、南人进行严密的军事防制上。

元统一后，即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一带，占据全国腹心重地，与民杂耕。

以监视汉人；在江南地区，则遣中原汉军分戍诸城及要害之处，与新附军相间，以防范南人。

屡禁汉人、南人执把弓箭和其他兵器，违者办罪。

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元廷下令将汉地、江南所拘收的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销毁，中等赐给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存于库，归当地行省、行院、行台执掌；无行省、行院、行台官署的地方，则归达鲁花赤或畏兀、田回任职的人掌管；而对汉人，南人虽居官的，不令掌管。

次年江西行省规定：新附军的兵器，平时皆存放库中，遇有事需用肘，临时视情况缓急而逐渐发放，一旦军事行动停止，仍旧归库存放，不得继续持有。

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汉人和南人畜鹰、犬打猎，违犯的人要没收家产。

后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为防止南人反抗，甚至对江南农家用于生产的工具铁禾叉亦加禁止。

对庙中供神用的兵器也加以禁止，责令以纸木做出代替。

另外，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南人迎神赛社、习学枪棒以至演唱戏文等活动，都横加禁止和干涉，为的是防止他们聚众闹事；而对蒙古、色目人则不在禁限之列。

元朝统治者实行四等人制，其目的在于利用民族分化来维护本身的特权统治，已如前述。

元代统治者通过身份等级制度来把各矛盾主体划归不同等级,以达到分化被统治者的目的,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元代四等人产生的原因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幅员广大的国家。

在灭亡金朝后, 在其境内出现了较大的民族间和区域间经济、文化的差别, 灭亡南宋以后, 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

从四等人制形成的过程看, 现实的民族差别、区域差别正是四等人制产生的客观原因。

民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上。

经济上看, 忽必烈统治时代的蒙古族, 主要从事的是畜牧经济, 因为掠中原人为奴婢, 草原上也出现了一些小片耕地, 但畜牧生产依然是蒙古族的主要经济活动。

甚至进驻中原的蒙古王公、军将, 也广占民田以为牧场。

从中统到至元11 年间, 朝廷屡次下发禁令, 严禁军人及势要之家, 侵害桑稼。

表明侵民田现象十分严重。

《元典章》中忽必烈中统2 年( 1261 年) 7 月还有这样一条谕令: “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

”[5]而居住在中原、江南、川陕、辽东、云南等地的汉族和其他族人, 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 色目人多从事经商活动, 少数从事畜牧和农耕。

民族的差别在文化上的表现则更为鲜明、多样。

首先, 各民族语言、文字不同。

其次是风俗习惯不同。

比如婚俗, 蒙古族和一些北方民族, 有所谓的收继婚, 即“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 兄弟死则收其妻”。

【6】而在汉人看来这是不合纲常的。

服饰、饮食习惯各族风格也是各异。

另外, 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各族间的差异。

如价值观念, 汉族官僚士大夫一向重视人力, 而蒙古将领重物轻人。

窝阔台即位初, “中使别迭等佥言: 虽得汉人, 亦无所用, 不若尽去之, 使草木畅茂, 以为牧地”。

[ 7]区域差别体现在蒙古族聚居区和汉人居住区、西北诸民族居住区的不同, 也体现在汉人居住区南、北方的差异。

区域差别的形成有民族分布的因素, 也有历史发展的原因。

就全国来看, 元代各民族的分布已形成大杂居的局面。

但还有一定的区域性。

漠北、漠南集中聚居的是蒙古人, 中原、江南、辽东、川陕、云南等地大多数居民是汉人, 西北各族人主要居住于漠南、中原、江南等地的城邑。

由于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的聚居, 草原和农耕区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已经呈现出来。

元灭亡南宋后, 由于新附人( 南人) 的经济发展程度、政治集团、文化特点与原旧金地区不同, 南、北方区域差异也显现出来。

这实际是历史发展造成的。

辽和北宋的对峙, 金和南宋的分衡, 致使300 年间南、北壁垒相对, 自为区域。

北方屡遭战乱破坏, 但在新的政权下, 却也恢复和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结构、政治集团和文化类型; 而南方则在相对缓和中平稳地沿着旧有的传统模式发展下来, 这样, 到元统一, 南、北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如同样是儒学之士, 南北竟不同。

余阙说: “南北之士, 亦自町畦, 以相訾甚, 若晋之与秦, 不可与同中国。

[ 8] 元统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南北的差别。

针对民族差别，忽必烈和其他蒙元统治者一样，主观上都是想极力保持蒙古民族的优势，以使他们能够长久地实现统治。

所以他们尽可能地优遇蒙古人，使蒙古人在经济上人、政治上、军事上、法律上、文化教育上都优越于其他族人。

所愿意民族差别的存在，是四等人制产生的现实原因之一。

对于区域的差别，经济的不同是可以包容的，因为不同的经济的共存，有冲突也有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