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等人制度的起源考2

元代四等人制度的起源考

摘要: 元代将其境内的人民区分为四等, 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种区分究竟是何时形成的呢？它的形成, 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存在

着民族差别和区域差异, 而人为的主观的因素, 也就是统治者出于

政治的考虑, 也是不可忽略的忽视的原因。

关键词: 元代; 四等人制；忽必烈；民族；区域

一、四等人的划分

元代有四等人制，这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即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1].其中第一等是蒙古人，拥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以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归附较早，也最值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此于蒙古人；第三等是汉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第四等是南人，专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社会地位最低[2]（p.303）.

二、四等人制的起源时间

四等人制度是最早出现于忽必烈至元二年。有关这一制度的明文规定虽至今未被发现，但从元廷发布的一些诏令和文书中却可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的存在。如世祖至元二年(1265)；二月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就规定各路执掌实权的达鲁花赤必须是蒙古人，汉人只能充任总管，回回人可

担任同知。而在《选举志》：“[至元]六年以随路见任并各投下创差达鲁花赤内多女直、契丹、汉人；除回回、畏吾儿、乃蛮、唐兀同蒙古例。。。”[3]等多处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叙述。

至此，四等人制经过不断的发展，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完备。再如成宗大德元年(1297)四月，中书省、御史台倡议，各道廉访司必须选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子孙担任，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得到成宗的允准，都是很好的证明，蒙思明认为这一制度的形成以及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名称的普遍应用，当在大德而·后【4】。在元代的四等人制中，居第一等的当然是元朝“国族”蒙古人，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据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所撰《史集·部族志》记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一为与成吉思污皇室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兀鲁、忙兀、泰赤乌、札只刺(札答阑)等二十余部；一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有弘吉刺、亦乞烈思，兀良合等十余部。此外、札剌亦几、塔塔几、蔑儿乞、斡亦刺、克烈等部，在元代也被视为蒙古—人。陶宗仪《辍耕录》载有蒙古氏族七十二种，其中重复，误：入、漏列的多种，即包括上述三部分。第二等为色目人，是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常为元廷经商、理财、充当重要官·吏等。《辍耕剥载有色目人三十一种，如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畏吾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然其中亦不免有!重出或异译并存的错误。大德八年(1304)规定：“除汉儿、高丽、蛮子渚人外，俱系色目人。”第三等为汉人，又称

“汉儿”、。札忽歹＼盖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及较早受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地居民。据《辍耕录》载汉人有八种，即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后为元廷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也就是元代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范围内的居民。汉人和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教人为地分为两等，目的在于利用汉人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南人的地位最低，当他们与汉人发生矛盾和争执时，遭殃麴总是南人。元代四等人的地位和待遇很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官吏的根用上。蒙古贵族为统治广大汉族人民，不得不利用汉族坞王阶级，但又要防止人数、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都超过蒙古人麴汉族官员占据重要职位，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乃用这种等级制度加以限制。《元史严百官志》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宫

署之长均以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丞相职位，通常必用蒙古勋臣，色目人仅个别亲信得以充任，世祖初年曾以汉人史天泽和蒙古化的契丹人耶律铸为丞相，以后即规定。不以汉人为相”。决于丞相的·平章政事一职也均由蒙古、

色旨人担任，一般不授与汉人，虽德高望重的汉人亦是如此。元廷尤其严防汉人阅悉军机重务。《元史·兵志》载，兵籍系军机重务，汉

人不得阅其数，故掌握全国兵权的枢密院长官(知院)，有元一代除少数色目人外，皆为蒙古大臣，无一汉人充任。掌纠察百官善恶的御史台长宫(御史大夫)，按元廷传统，叫卜国姓不以授”。掌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最大实权的达鲁棉赤一职，前已遗及规定要由蒙古人担任，

如无蒙古人，则在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内选用，并三令五申禁止或革罢冒任此职的职人、南人，只有在南方边远地区因条件艰苦，遇蒙古人畏惮瘴疠多不敢赴任时，；才允许仅人充当，在入仕途径上，元朝政府也优待蒙古、色目而限制汉人、南人。元朝以怯薛(；缸译作宿卫，即皇帝身边的亲兵卫．士)出身的人做官最为便当，；而充当怯薛的主要是蒙古、色目人，汉人则仅有少数世臣子弟跻身其间。武宗时(1308—1311)分汰怯薛，只留有积功阅历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其余皆遭革职罢，严禁汉人、南人充当怯薛。因而用民族等级制的限定来防止后者取得更多职位。；…第二，反映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至元九年(1272)世祖忽必烈听说常有汉人聚众与蒙古人发生殴斗，便下令对汉人严加禁约。此后他又下令，如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所在官府申诉，违者严行治罪。元律规定：“杀人者死。”但同时又规定：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权人的，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无需偿命，可是一旦汉人殴死蒙古人，则不闷情由，二律要处死刑。四等人犯同样的罪，所受的处罚却截然不同，如元律规定：凡盗窃犯(已得财者)均要刺字．但只是对汉人、南人而言，蒙古人则不在刺字之列，若审囚官擅自将蒙古人刺宇；蓬要受革职处分；色目人犯有此罪，也可免刺字。此外元制又规定，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占官拇抉，责打板子也要由蒙古人持杖。这就为蒙古统治集团的官宵拥护大开方便之门。第三，表现在对汉人、南人进行严密的军事防制上。元统一后，即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一带，占据全国腹心重地，与民杂耕。以监视汉人；在江南地区，则遣中原汉军分戍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