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

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
摘要：柳永是宋初以词闻名的第一人，他的词冲破了晚唐五代词多写男女情爱与闺阁园庭的狭小范围，把词笔投向关塞山河、通都大邑、历史兴亡之中，这就使其词呈现出高远深邃、雄阔浑厚的境界，为宋词的声色大开建立了最初的规范。

相传在北宋社会，“凡有进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本文展现柳永词在北宋流传的盛况，并结合其时代背景与柳词的艺术特色来分析其盛行的原因。

一、柳永慢词的盛行
（一）柳永其人其词
柳永，生卒年迄无定论。

唐圭璋、陆侃如等先生作了考证，暂推定为公元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大约同龄于晏殊、张先。

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为工部侍郎柳宜少子。

仁宗景佑元年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

后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
称“柳屯田”。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

他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独秀的格局，使慢词得以成为与之平分秋色的体式，丰富了词作的表现力。

慢词虽非柳永首创，但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从其现存《乐章集》中的213首词来考察，共用了133种词调。

而宋代所用的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加以使用的。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迭、四迭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

形式体制上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与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尝试从创作方向上改变文人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王灼《碧鸡漫志》言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

他
那种铺叙展衍、开阖自如的笔法，被世人奉为“屯田家法”，后世凡作慢词者，多采用此法。

此外，柳永在口语、俗语的运用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集子里那些俚俗的所品，虽然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但在词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二）柳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宋代浩如烟海的词作中，最受民众喜爱的就是柳永词，当时就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说法，虽然这只是一个大概而略带夸张的溢美之辞，但也足以反映出柳永词在民间流传之广。

关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从一些直接记载其在民间的传播情况的笔记资料和北宋一些士人在批评或肯定柳永词时论及的其
在民间的接受情况这两个方面找到证据。

首先通过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对柳永词在北宋普通市民、百姓中的传播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据文莹（约1060年前后在世）《湘山野录》记载：“范文正公滴睦州，过严陵祠下。

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

波似染，山如削。

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其中提及的《满江红》就是柳永在睦州任推官时所作之词。

至于这首词是柳永创作之后被乡人传唱进而被用作祀神之曲，还是乡人因其词名而求其专门创作，这一记载充分反映了柳词在当时即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广为传唱。

徐度也有“耆卿以歌辞显明于仁宗朝”之言，显然这里的显明”不仅体现在文人士大夫中间，而且说明柳词在当时民间也非常流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宋人杨提在《古今词话》中的记载，也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其曰：“柳省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云：‘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鬓。

……太液波翻，披香廉卷，月明风细。

’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虽然这只是对一首词的称赞，可一首词一传便能达到“天下皆称妙绝”绝非易事，从这里也可见柳词原本
在当时民众中就颇具影响力，这一首词只不过是使柳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突出而已。

而徐度的另一则记载，则非常有趣地表明民众对柳永词之喜爱程度，记载曰:“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

因谈歌词，力低柳氏，旁若无人者。

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予以柳词为不佳者，盎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

”一个柳词的普通读者，只因喜爱柳词，而不满别人对柳词的肆意低毁，勇敢地站出来为柳词辩护，这在整个文学史上也不常见，民众对柳词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胡寅在《题酒边词》中也称“柳耆卿后出，……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尽管已经限定了这只是“好之者”的观点，可“不可复加”的评价也充分反映了柳词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

另外，北宋一些士人在评论柳永词时，也谈及柳永词在北宋民间的传播情况。

如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言：“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天下咏之”。

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也称：“柳之乐章，人多称之”，其中“天下咏之”、“人多称之”的评论概括了柳词在民间的接受情况，可见其受众之多，流传之广。

而对柳永词评价不高的李清照也不得不承认柳永“逮至本朝，……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者，……，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甚至就连强烈批评柳永词俗艳的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也说：“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

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的一则记载刚好可以为“传播四方”这四字作注解。

“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言其传广也。

”这些都充分表明当时民众对柳永词的接受、喜爱和传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二、柳永词盛行的原因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柳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其在北宋社会的胜行情况。

但是它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结合其时代背景与柳词的艺术特色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内容和题材的易于传播
词在宋代作为一种合乐的、可以演唱的文学题材，乐工、歌妓和词的演唱、接受、传播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乐工、歌妓本身是词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他们不仅通过创作和演唱来实现自身对词作的接受，同时也对词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和接受起着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

在这一点上，柳词雅俗共赏，前人评品柳词，将反映羁旅行役、描写都市繁华类的作品称为“雅”词；把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称为“俚”词。

在唐五代绮靡词风占统治地位的宋初，柳永敢于冲破束缚，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市民阶层，完全不顾士大夫的轻视和排斥，用极其生动的俚俗语言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所以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

另外，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柳永在他的俚词里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明的歌妓形象，由于柳永自己生活道路坎坷不平、郁不得志，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对于她们被践踏、被侮辱的处境深表同情，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己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迷仙引》）；为她们能遇上“和鸣谐老，免教啼红敛翠”（《集贤宾》）的正常夫妻生活而呼吁；而对于那些把妓女当玩物的“薄情郎”表达了愤怒地谴责。

这就改变了花间词中甘受玩弄的歌妓形象，她们不是唯以香艳诱惑为目的的行尸走肉，而是挣扎于苦海、渴望光明的女性。

所以柳永游走于烟花柳巷之间获得了那些乐工、歌妓内心深处最真的好感，这一点在话本小说《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这就决定了他们乐意为柳永做宣传。

另外，因为柳永词填得好，所以教坊的乐工每每得到民间流行的新曲调，便请柳永为其填词，以确保词曲相配，使得词不仅声美，而且语句也美，达到锦上添花的境界。

叶梦得《避
暑录话》载：“（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这些通俗易懂、优美动听的词经过歌妓传唱，又传播到民间，深受民众喜爱，所以风靡一时，以致“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二）“文人政治”背景的推动
晚唐五代时期，战争杀伐不断，主要的权力都集中在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手中，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乃至在短短的五十四年中分十国、更五代、历十三帝，社会动荡不安，君权经常处在旁落的边缘。

陈桥驿兵变后，“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方孝孺《深虑论》），并在此之后建立起一系列的对武将权利加以约束控制的制度，而且把武将的地位放在文官之下，这就是宋代的文人制度，例如北宋著名的文人寇准、钱惟演、范仲淹、晏殊、司马光、王安石、蔡京等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出将入相。

这些文人掌握政治，其生活习惯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有极大的推动力。

“吟风月，弄花草”、歌舞伎乐等，无论何时何代，都是大多数文人不可摆脱的生活内容。

以东晋著名宰相谢安为例，《晋书·谢安传》上说他“在东山畜妓。

每出游，必以女妓从”。

就连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宰相文天祥在痛感时事、崛起抗元前也是“生性豪华，自奉甚厚，留情声色，不拘形迹”。

北宋那些大批的的文人政要们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对应用于歌舞场所的词也有极大的关注。

如晏殊以作词为“雅事”，也以作词为“小事”，他的词中不会有关于国家大事的慷慨陈词，词的作用仅仅在于“言情”。

像他这样的词人还有很多，就连那位在赏雪时候还会吟出“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句子的欧阳修也认为词是“聊佐薄欢”（《采桑子·西湖念语》词序）的“小道”。

这些文人虽然以作词为小事，但是唐圭璋先生整理的《全宋词》中那流传下来两万多首也近乎全部出自他们的手笔。

可见他们虽然以词为小道，但是潜意识里几乎还是对此的欣赏和支持。

这更加推动了下层已形成的填词风气，使他走进上层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

另外，那些以正统儒家思想为处事原则的士大夫文人阶层，虽然追求雅文化，不满于柳永词的俚俗，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的受下层社会的影响，走进柳词通俗的磁场里，而且柳词中以羁旅行役、都市繁华为题材的“雅”词，情真意切，得到了他们总是在批评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的好评。

据《众名妓春风吊柳七》载，当时宰相吕夷简过六十大寿时，就曾命人带上丰厚的礼品请求柳永写贺寿词，柳永写完后，意犹未尽，又挥笔写道“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

风流才子占名场，自是白衣卿相”。

还有俞文豹《吹剑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为之绝倒。

可以看出，大文豪苏东坡填词也以柳永为目标，以能与柳永比肩而“为之绝倒”。

所以在后人站在当时时代的广阔视角里，柳词才能在文学史上对宋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士大夫阶层表面的抗拒并不能抹杀他们潜意识里对柳词的喜好，所以无形中他们也为柳词的盛行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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