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官报

晚清的官报一．导言清末官报，是一种由清政府各部门主办的近代形态的机关报刊。

政治上，它服务于清王朝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新闻发展史上，作为晚清报业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了古代形态报刊的终结，提高了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新闻史研究对象是新闻业的发展规律，应当从整体上涵盖各种新闻现象，找出其间的联系，而不能用情感的判断作为取舍标准，形成缺漏，否则难以准确把握规律性的东西。

许多新闻史著作中对于清末统治阶级官报活动的描述，大体上仍停留在20年代戈公振先生提供的资料上，只提及10种左右官报的名称，然后简单从政治上给予一否定性结论；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一现象。

因此，官报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有鉴于此，笔者翻检当时各类官办和民营报刊，以及后人编纂的一些资料性书刊、著述，搜寻剔抉，所获资料见有111种官报，1在当时创办的近千种报刊中，是一个不小的类别。

这一数字当已囊括行省以上级别官报的大多数。

2下文将围绕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在总体描绘的基础上研究官报这一现象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统计方法上，由同一部门主办并有不间断承继关系者，如直隶学务公所的《教育杂志》、《直隶教育杂志》和《直隶教育官报》，均作为一种计算。

官方机构直接开办并委任官员经理，仅吸收商股参加者，仍包括在官报总数之内。

始商办后官办者，自改归官办之日起计为创办时间。

此外，因官报均附于某政府机构之下，由官方委派主管人员并审核稿件和垫拨官款，所以，当时有些仅接受官方津贴的报刊，时人称“半官半商”者，因其活动方式与严格意义的官报不同，故排除在官报总数之外。

二．官报的概貌及其活动方式首先，我们应当确定官报产生的时间上限和它在各阶段的活动特点。

通常的看法，是将1902年《北洋官报》的问世当作新式官报的起点。

此说不确。

官报肇始自1896年官书局出版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

3据笔者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至《北洋官报》创办时的前6年间约有5种问世。

这6年可称为官报的萌芽时期。

和古代形态的《京报》之类相比，二者性质上有着质的差别，这一时期的官报已有了电报、访稿、论说、调查报告等，可归属近代报刊范畴。

它注重国内外的动态性消息和科学知识介绍，形式上比较接近民间商业性报刊；谕旨章奏极少，与此后的官报相比，二者内容的侧重上有着量的差别。

5种官报中，3种由官书局主办，两种为地方商务局主办。

4前者“皆译外国之事”，5后者偏重商务，都嘱意外界信息的获取与交流，不大像以后那样强调自上而下的“开风气，正人心”。

但是这一时期官报的活动方式已呈现出下一时期的某些特点。

以影响较大的《江南商务官报》为例，该报是江南商务总局的机关报，由江宁布政使及苏、皖、赣三省布政使札发各县派销，期发约2000份，报费从各属养廉6项下扣除。

后期官报的管理和发行特点已初见端倪。

官报的第二个时期，即大发展时期，始自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迄于1911年底，其中又以1907年10月26日《政治官报》的问世为巅峰期的标志。

官报是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退出历史舞台的，它的消亡几乎产生于瞬息之间，因此没有经历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

和萌芽期相比，这一时期官报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数量的急剧增长，10年内至少有106种面世，每年平均新开办10.6种；其次，以《北洋官报》为始作俑者，官报正式形成了固定的内容、体例、办报思想、办报方法和完整的布局。

《政治官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机关报，延至1911年8月24日《内阁官报》取代《政治官报》出台，官报又被赋予了相当于正式法令、公文的效力，7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和地位。

萌芽时期的官报尚属过渡性质，数量甚少，且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将以始自1902年这10年大发展时期的官报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研究。

“官报”二字是清末的专利品，民国以后很少使用。

8它作为固定报名，最早可溯至戊戌政变时夭折的《时务官报》，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沉寂，又开始散见于一些报刊和朝臣的章奏之中。

《北洋官报》之前，《湖南官报》已开始征文，山东1902年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官报局之设。

9这可以说明，官报活动并非始自《北洋官报》，只是由于北洋的特殊地位而使之超越了其他地区。

官报按内容可分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按主办单位可分作中央、总督辖区、省和县四级。

中央一级的除前述《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外，还有《商务报》10、《训兵报》11、《商务官报》12、《学部官报》13、《交通官报》14、《北京日报》15等共8种。

督辖级共5种16，除《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外17，尚有《两湖官报》（1907年）、《两广官报》（1911年5月）和《东三省官报》（1911年9月）。

在地域分布上，清末22行省除新疆外都办有官报，数量多寡不一。

它的触角还伸到了国外，如1906年12月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处在东京开办了《官报》，次年7月陆军部留学生监督处也在东京办了一份《远东闻见录》，均以留日学生为对象。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纵向四级两类、横向遍布各地的结构严密的官报网络，恰与金字塔型的各级政权组织及其分工形式相契合，其规模之大为世所仅见。

无论是经典意义上的松散的西欧庄园制封建国家，还是东方式专制主义的俄国、日本、土耳其和印度等，这些国家在向近代化过渡时期，除孤零零的几份官报外，都没有形成如此成熟、几达无远弗届的官报网。

各国新闻发展史从侧面证明，正是在清季已发展到极至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使清末官报能够并且必然呈现出上述分布特点。

清末省级以上官报多由某一政府机构下设的官报局主持具体业务。

这个“局”相当于民间的报馆，没有统辖其他报刊的权力，相互间往来公文须经督抚札转。

省辖各职能部门出版专业性官报时，一般不另立官报局名目，而直接以该部门名义出版。

省府城市除济南、长沙、武汉等少数之外，多不在省级官报之外另设官报。

就主管人员名称看，官报局与民间报馆不同，综理报务的主管称总办（《政治官报》改称局长）、会办，主持庶务的称提调。

这三种称谓以及前述将报馆称局的作法，都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机器制造局、织布局之类官办企业所习用的。

此类称谓恰恰反映了官报的性质。

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做总纂、分纂，本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也与民间使用的主笔之类名称不同。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上述人员称谓均首见于《北洋官报》，可以反映该报作为前后两个时期官报分水岭的意义。

至于各员的职衔，不仅各级官报有别，各地同级官报也是不尽相同的。

中央级的《政治官报》以退职三品章京为局长，军机处三品章京两人负责审核文稿；督辖级和省级的多为观察、太守、同知等衔，18品秩在从四品以下。

如《北洋官报》历届总办均为观察衔，《安徽官报》总纂与分纂分别为候补知府和同知衔，《湖北官报》总办为太守衔，等等。

兼职情况较少，仅见《北洋官报》第二任总办有半年左右由洋务局总办兼任。

官报机构中的上述官职，多系署缺而非实缺，并且大量起用候补官员或退休官吏参与其事，似可说明官报在衙署中的地位尚不很高。

省属各职能部门所办专业官报又有所不同，因不设专局，所以总办有时由该部门主官兼任，如《吉林教育官报》即由提学使兼理；有时则由该部门指派本部官员办理。

分析各类内容的比例，是研究官报特点的基础。

根据层级和对象的不同，笔者选取7种官报，即综合类的取中央级的《政治官报》，督署级的取《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省级的取《四川官报》和《江西官报》，专业类的取《商务官报》和《学部官报》，将林林总总的栏目归为8类，对平均每期各类内容所占篇幅的百分比进行统计19。

结果可见，官报内容中，公文类占34.07%，章奏23.03%，新知、实业18.09%，新闻10.88%（条数17.53），论说8.72%，谕、抄6.27%，艺文3.49%，广告1.58%。

选取上述各报的理由，第一是它们分别代表了占绝大多数的省和省级以上综合性和专业性官报，有的一直是其他报纸模仿的对象。

很多记载表明，南北洋官报和商学两部官报都多次接待过各地来访者并答复函索办报资料信；两份省报则可代表内地闭塞省份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以这种方法推断总体，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官报之间的相互模仿、陈陈相因，否则非概率抽样样本是不能任意推总体的。

第二，便是考虑到这几份官报庋藏较为完整，易于统计。

这个统计告诉我们，官报刊载最多的三项内容，依次为公文、章奏、新知与实业。

如将前两项合称官文牍的话，则已占总量的50%以上，这就是官报的主要内容。

公文项下包括公告、往来文札、法规章程和调查报告，又以后两者居多。

以上为官报内容总体状况，倘做个案研究，则需注意各报的某些差异。

以论说为例，官报后期都有减少或取消的趋势，而《政治官报》、《两广官报》等创刊时即无此项内容。

另外，综合性与专业性官报尚有内容侧重的不同。

下面再看官报的活动方式。

它的开办费主要来自官拨款项，但来源不一。

多数由某部门或库银划拨，如《湖北官报》、《长沙日报》的费用由善后局支给，《晋报》由洋务局拨款，《济南日报》借商务局款，《政治官报》、《山西白话演说报》由部、院司库拨银。

专业报则由主办机构拨给，如教育类官报款来自学务部门。

这些款项均属垫支性质，数额由数千至一两万元不等，官报需从以后的订费中扣还。

另有少数在官款之外吸收少量商股做开办费，如《商务报》等，但入股者对报务无发言权，因为官报并没有民间报馆那样的董事会之设，纯粹是一种集资方式。

各级官报的人事任免权归该报的主管政府部门，如督辖级官报由督署任免，省级由抚署任免。

一般来说，官报的主要人事均需指派，个别的甚至连书手亦须派委。

20开办费和人事确定后就可以开张了。

官报内部均不设采访部门，没有专职记者。

虽然所聘访事人数不少，而且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类乎今天的通讯员性质，这和民间报馆相比是一个较大区别。

这样的访事并不采访动态性的时政消息，只围绕自己职责撰写综述性的新政进展情况，如新办学堂、劝工场活动、新订规章等，勉强可称为非事件性新闻。

其取舍以成果为主，存在的问题为辅。

官报内容中的公文类，多半由此构成。

至于消息，即硬新闻，除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由能力直接接收外国通讯社电或选译外报外，多数则采自国内各大报，虽范围很广，但也已是三四手的材料了。

在审核方面，各类文稿定稿后须先交主管部门过目，如《长沙日报》由抚署文案处核定，《吉林教育官报》脱稿后要“禀承学宪分别去取”21。

像《粤东公报》的论说直接“由学务处撰稿”22的作法，则比较罕见。

除中央级官报，各地官报的地方色彩很浓，选材以与地方有关者为主，这样的内容也决定了它们的发行范围，如《南洋官报》主要在所辖苏、皖、赣三省发行，《安徽日报》如欲在苏、赣两省派发，须呈督署转咨。

官报以“派销”为主，这是它与民营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