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然而书还没有完成大明朝就亡国了，清兵自山海关南下，昆山城被攻陷，顾炎武嗣母绝食而死，慷慨殉国，留下遗命让顾炎武不要在清朝当官。顾炎武自幼受嗣母影响极深，于是以光复明朝为志向，投入到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这时候的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南明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撰成“乙西四论”，即《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为南明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务废弛及明末的种种弊端，从军事制度、形势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经济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可惜此时的南明的态度让人寒心，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失，吸取大明败亡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征收赋税，使饱受土地兼并之苦的农民雪上加霜，失去了民心。短视的南明当权者不想着如何夺回国土，反而在内部争权夺利，各个党派反复死磕。为了稳住满清政权，甚至主动派遣使臣示好，坐视李自成败亡。随后赋税不足，军阀割据，军阀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各自为战。面对重重的困难，顾炎武没有心灰意冷，他起先在苏州参加起义军，此时多年苦练的武艺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亲身上战场与清军浴血奋战，然而战局不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就能挽回的。腐败的政府与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注定了南明小朝廷的败亡。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激励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现当下，战争从未远去，叙利亚政府再次显现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国家有权力和义务来保障每位公民的权利，公民也应当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应该自觉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个人与国家利益休戚与共。如今的我们比顾炎武幸运，不会出现报国无门的悲剧。我们生于和平的年代，而这和平是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我们拿生命拼来的，更应该维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愿为中华一砖，竭尽全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借用一句话：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
顾炎武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苏州昆山千灯镇。在那万历中兴的承平年月，家族亦为名门望族。顾炎武自幼年就被嗣母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14岁便取得诸生资格。但是他在邻里眼中却是一个奇怪的人，因为他不仅学习科举要考的书目，对天文地理等杂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还喜欢强身健体，练习武艺。在那个文重武轻的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与同窗好友归庄并称为“归奇顾怪”。
清朝康熙二十一年，即1682年2月15日的山西曲沃，一位落魄老人悄然离去。对于附近的人来说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个通晓武艺的怪老头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不久便会变成别的家长里短。然而对于不少清朝官员来说，却悄然松了一口气，只因为这个怪老头是明朝的遗民，屡次拒绝清政府的征召，丝毫不给清政府面子，如今总算是送走了一个麻烦。这个悄然离去的怪老头在之后的三百年里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景仰，整个清代的学者，都尊他为“清学开山祖师”。晚晴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这里的他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巨匠——顾炎武。顾炎武，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明小朝廷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顾炎武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南明小朝廷败亡后，他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四处游历，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在这段流浪生涯中他看到了中华大地广阔的河山，也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饥寒与国家的发展趋势，他超越了简单的忠君思想，开始去思考一个民族的未来。完成了他最重大的两部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与《日知录》。这两本著作不仅写出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悲愤呐喊，更是表现出他的理性思考，提倡“利国富民”，并提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在那个黑暗封建的清政府统治时期，他大胆思考君主专制的局限性，反对君主专制，并且推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众治”的思想主张。提出颠覆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批判当时的海禁政策。现在来看，顾炎武的眼光是何等长远，海运有诸多优点，不仅运载量大，利润丰厚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与外国接触，能学习到新的事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与如今的“一带一路”颇有共通之处，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
27岁的顾炎武看出了八股取士的弊端，不再在科举路上死磕，转身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开始刻苦研究天文地理历史经济等各方面知识，并询问当地人，是否有与记录不一样的地方，若有不同的地方，便实地考察，一直到弄清楚为止。用文集、章奏辑录各地郡县志书中有关山川、河流、农田、水利、物产、赋税、交通、兵防等资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六年（1643年），顾炎武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长大后的顾炎武，自然而然的踏上了科举之路，然而博学的顾炎武同学在科举上碰的头破血流，屡试不中。直到27岁那年，对八股取士失望又愤怒的他喝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就是说八股取士的危害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危害还大。这话在当时人们眼中颇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感觉这青年不务正业，不好好准备八股文去考试，考不上举人输不起。现在来看，他说的却是一针见血，明朝的八股取士与其说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倒不如说是为统治者挑选、训练守规矩的奴才。经过八股取士选拔出的官员，要么空谈理想，眼高手低，要么品质虚伪，更有甚者结党营私与国家争利，成为国家的蛀虫。南宋灭亡时幼帝蹈海尚有十万军民赴死节，到明亡之时崇祯独吊煤山，文武百官纷纷投降，八股之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