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的研究实例

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的研究实例

一、引言

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成果出版50年之后，近年来的成果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对基因与行为认识的革命性变化，一百多年就先天还是后天决定行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以及调和的悖论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澄清。通过下面的讨论，可以指出的是（Matt Ridley, 2003）：基因决定了大脑如何构造、如何吸收经验（how genes build brains to absorb experience）。

由此，

决定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及其随经历、场景可能发生的变化范围或程度是否存在可靠的经验学科基础，成为经济学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就中国读者了解的情况而言，因为1986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的译著，如《新的综合》、《自私的基因》等，中国读者已经相当熟悉演化生物学的代表人物威尔逊和道金斯了。他们的研究领域是生物行为，当然主要是人类行为，考察如何受演化过程中的基因支配或影响。威尔逊学派中有一位经济学出身的追随者——Terry Burnham。作为一位哈佛经济学教授，Terry Burnham的涉猎面甚广，虽然曾经在华尔街供职于高曼、Progenics（一家生物高科技的共同基金，致力于癌症和艾滋病治疗研发投融资）等公司，但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行为的演化起源问题。他与生物学家Jay Phelan 合作的Mean Genes 一书（Burnham, Terry and Jay Phelan, 2000）展示了基因支配的人类行为，曾经使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兴旺，现在如何对现代社会做出反应。不过，他们的大部分经验实例还是来自经济学以外的研究成果。

1998年《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②这样描述科学界对基因与个性关系的认同与分歧：“如今，没有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否认基因在大脑和性格形成中的作用。日趋激烈的论证问题也不过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回顾此前研究和争议的历程却令人印象深刻。最早尝试考察遗传因素对个体行为特征影响的是19世纪后期的Francis Galton，他与达尔文不仅同时代，而且就是堂兄弟。一方面Galton想到了用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孪生子对比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建立实验室测量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希望考察个体差异与遗传因素的关系③。接着，社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中的左派和右派都对遗传因素为自己所用而热情有加，结果遗传研究被人类驾驭自然（从人种上驾驭自己从而优于别人）的实用取向——纳粹积极推进的种族优生工程，弄得声名狼藉，学术界主流对基因与个体行为能力及倾向关系的研究也退避三舍。对遗传学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又出现了灾难性的Cyril Burt丑闻。在Cyril Burt这位英国研究者死后的资料里显示，他的许多遗传研究数据是伪造的！这算是遗传学史上的辟尔唐。继Cyril Burt之后，第一个大规模重整旗鼓，再研究同卵双胞胎的是明尼苏达大学的Thomas Bouchard。他领导下的研究结果，将基因对个体行为影响程度估计得很大（高达78%），而另外一些研究，例如针对家庭领养的孩子，却得出了差别很大的估

①例如认为人的行为背后同时既有自由意志（free-will）、又受本能和文化支配的悖论。

②What we learn from Twins. The Economist 网络版Jan 1st 1998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1998, January 3) , 74-76. /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9401 。本段介绍的遗传研究历程梗概主要取自于这篇文章。

③Galton早在1874年就对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进行了问卷式的量表调查。对此，出于人人平等而憎恨先天差异的心理学家一直谴责Galton是可恶的智商测试方法的开创者，见Ken Richardson. The Making of Intelligence.SDX Jio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计值，基因对个体行为影响程度只有30%。对此差异，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一个特别工作组梳理了当时所有可能获得的研究成果，结论为：基因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平均约为50%。

近期的争论起因于2001年2月，基因组研究发布了一项令人吃惊的结果，人类基因组所包含的基因只有3万，这一数据远远少于原先预计的10万个。这一修正导致有些研究者推断，“人类没有足够的基因决定人们的行为差异：行为是后天养育而不是先天造就的（made by nurture not nature）。”于是生物学界又被迫卷入了nature-nurture先天后天之争。

Matt Ridley（2003）就基因如何控制大脑吸收经验方面提供了最前沿的描述。他指出，呈现出的事实表明并不是二者非此即彼的问题，培养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同时基因通过后天培养起作用——本性要通过培养（nature via nurture）。“基因不仅预先决定了大脑的先天结构，而且也决定了大脑如何吸收后天的经验并加以记忆；对社会现象做出反应甚至运作货币。”结果形成通过培养的本性，这也就是个体有意愿的原因。

They are consequences as well as causes of the will.

下面是从相关文献报道中收集的若干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的具体研究实例。

二、蔬菜与生肉饮食偏好

Robson（2002）指出：实例表明演化环境塑造了偏好（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shaped preferences）。在讨论偏好与长期效用的时候，他建议去查一下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关合成维生素C的条目，以说明人不能不吃蔬菜。

很显然，生物进化过程中所处的环境，选择淘汰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种群，能够继续复制基因的种群保留着他们相应的食物（能量）摄取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塑造形成了种群的行为模式。最主要的具体行为表现即进食偏好。例如，大多数动物都有自身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人类却没有这种能力。作为替代，人类具有定期要吃蔬菜（或水果）的饮食偏好。处于文明时代的我们，如果每餐都是肉类熟食的话（肉类中的维生素C经过高温过程就被破坏了），很快就会呈现出渴求蔬菜的行为表现。生物演化的历史过程决定了我们一直靠采食植物摄取维生素C。Robson对此拟人化的经济学解释是：在演化的历史上，如果种群分化前的祖先就像许多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曾经具有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而这种合成的代谢值损失太高的话，从有效转换的效率来看不“经济”，就有可能“放弃”这种合成能力。面对其他一些物种既摄食植物又没有丧失自身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该如何解释呢？Robson 认为或许更为可信的解释是，其他很多摄食植物且没有丧失这种能力是因为代谢过程中的损失很小，而人类连这一点代谢损失都不用付出，是因为变异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降低损失的好处。应该指出，Robson的后一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丧失合成维C的能力是变异的话，那么必然要经过环境对保留该能力者的选择淘汰，显然，无论生态环境中作为摄食来源的动物或植物如何匮乏，被淘汰的只可能是自身没有能力合成维C的物种，而不会淘汰掉保留该能力的物种。所以合理的解释更可能是这样的：有能力自身合成维C的物种是其祖先无自身合成能力物种变异后的结果，在经历了生态区位变化原食物链匮乏淘汰以后，合成维C作为拓展的适应能力而复制延续至今。人类就此来看，应该还没有演化出这种能力，而不是经演化淘汰了有合成维C能力的祖先，留下我们这些没有合成能力的种群。

不管怎么样，有能力自身合成维C的个体的偏好肯定会不同于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后者有着更迫切的需要去消费植物。在地质地貌、植被等生态环境长期变化的演进历史中，植物的可利用性使得人类这个物种携带不能自身合成VC的基因的个体没有被大批淘汰，绝大部分地区的人表现出对于摄取植物以补充VC的偏好。

为什么这里用“绝大部分地区”这一定语？难道还有人一直不吃植物类食品也不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