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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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CN37— 5057(2000)04—0030—03
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更危险的是,人类自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技术理性得以存在的基础——传统哲学出现了偏差,因此必须批判、改造传统哲学,才能挽救人类。
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已将培根关于运用知识统治自然的主张和笛卡尔关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观念付诸实现,自然界已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转变为被征服、被控制的外在实体。技术为人类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技术对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使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感日益加强,技术理性取代宗教的“神”而成为人类新的崇拜对象。人们坚信,凭借科学技术,人不仅可以无限制地控制自然,并且人类自身也会得到自由和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完满。然而,技术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困难和新危险: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新疾病的不断出现等,现代技术文明社会正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更为可悲的是,技术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束缚和主宰着人类,使人处于异化受动之中。在这种打击之下,人们对技术合理性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因此,重新审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意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显得极为必要。
实际上,早在18世纪,卢梭就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泯灭了人的本性,使人性受到压抑,并把科学技术看作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技术理性逻辑刚刚产生时,和他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了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的,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理性主义是重思维的形式逻辑,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别的。随着技术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日益昭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关注技术的前途问题,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技术悲观派认为,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技术的增长。但是也有人认为,只有提高技术工艺水平,保持技术和经济的增长,才能解决技术所造成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过分发达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的日益严重,对技术前途问题的争论变成了对技术的批判,并形成了派别林立的技术批判理论: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席美尔对现代技术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卢卡奇对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的揭示,法兰克富学派对技术理性的猛烈而又深刻的抨击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技术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表现出对技术社会中人的处境的关怀。
以罗蒂、霍伊等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驻足于对技术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揭露,也没有停留在对技术理性单一的批判上,而是分析了更为深层的原因: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迅速崛起的技术为什么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工业文明和人类文化哲学的历史考察认为,技术理性从功能、效率、手段和程序上来说是充分合理的,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提高了人的认识和生存能力。但是,技术理性毕竟只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的理性,它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劳动的效率、程序的合理时,并不问人生意义的根据,丢失了对终极价值的依赖,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反思,
在向外部世界的攫取和扩张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所以,虽然技术理性本身是合理的,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规定和解决。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技术所造成的危及人类生存及其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诸多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而这种分离和对立的根源则在于传统哲学二元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要消解这种对立,使人类摆脱由技术所造成的困境,就必须彻底改造技术理性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基础,从而保证科学技术在人类的进步中发挥正确而有效的作用,保证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展开了分析批判。
一、分析批判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
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世界观,也是技术合理性膨胀的深层文化基础。二元论将整个世界分为一系列二极对立的存在,往往用一极去解释、支配另一极。正如罗蒂所说:“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先有善尔后有恶,先有肯定尔后有否定,先有本质尔后有非本质,先有单一尔后有繁复,先有必然尔后有偶然,先有原本尔后有模仿。这并非是形而上学态度的一面,而是其基本要求,是其最永恒、最深刻、
最内在的程序。”[1 ](P81)由此出发,它把人理解为主体,把自然理解为客体,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是与二元论密切相联的,它主张,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来安排和评价整个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分析的,主体是“主体的”,乃是因为对存在者的规定和人本身不再受到限制,在任何方面都摆脱了限制人向存在者使用尺度,因为他从自己出发并根据自己去规定什么东西可以被看作是存在的。使用尺度是垄断尺度,通过这种垄断,人作为主体被建立为全体存在者的中心。这种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既是传统哲学步入迷途之源,也是把人类引入异化、功利主义、专制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根本原因。后现代主义认为,要解决技术时代的问题就必须抛弃这种旧的世界观,用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取而代之。整体有机论强调世界的“有机性”、“整体性”与“内在联系”,它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即具有内在联系的主体。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它们作为自然界的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海得格尔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人类栖居的家。人类生存的尺度在于天地之间,在于与天地神构成的整个宇宙自然的和谐共舞,整个世界是由天地神人所构成的互相映射、互相隶属的统一整体。他认为,四一体的每一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其他三者的在场,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反映自身,从而返回到在四者的纯然一性中的自身中去。霍伊也说,人类应该克服自身的“自鸣得意”,解除自身的“统治权”。人类不可能游离在自然之外,也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之上,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把自然当成支配和掠夺的对象的做法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
二、分析批判主客二分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
主客二分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论世界观的基础。正是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大卫·伯姆认为,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注重把整体的东西一分为二,在分离和孤立的状态下分析研究各方,这种方法对两个部分的分别研究颇有功效,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则不免只看到二极差别和对立,而看不到二极之间的和谐共存,更不可能认识到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多方面的、网络般的复杂联系。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的掠夺和破坏,直接源于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因此,后现代主义认为,必须超越这种方法,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把事物放在整体中,动态地研究它。大卫·伯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