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重点总结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1原始时期的教育原始时期的教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人群阶段，人类的教育刚产生，仅是不成熟的雏形；二是氏族公社阶段，教育得到发展，它的特点较为显著，能体现原始社会教育的本质。

氏族公社末期，在教育上出现了阶级差别，将向阶级社会的教育过渡。

原始社会的教育以氏族公社阶段的教育为代表，其特点如下：第一，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

氏族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成员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身心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训练。

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

原始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虽然有限，但所学习的知识经验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学习制造生产工具的经验，还要学习公共生活的规范，接受原始的艺术教育和原始的宗教教育。

这些是参加氏族社会生活所不可少的。

第三，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

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生活教育。

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四，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

有声语言作为氏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

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

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五，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

由于男女生理、体质的差异，故有男女分工。

男女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区别。

男的劳动侧重于狩猎、农耕、放牧；女的劳动侧重于采集、种植、家务、纺织。

男女分别劳动，为适应这种需要，也分别进行教育。

第六，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

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多数的教育活动是分散进行的，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性活动。

负责教育的是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长者为师，对年青人进行知识经验的传授，但他们还不是从事教育的专职人员。

到了氏族公社的末期，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教育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学校萌芽，旧的特点趋于消失，新的特点正在产生。

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向阶级社会的教育方向转变。

2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

社会的阶级分化，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

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

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

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的时期，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

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又有所继承和发展，西周教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

西周按行政管理系统，分设国学与乡学，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按贵族子弟不同年龄阶段，分设小学、大学，教育内容有习小艺与习大艺之别，而其要求是先后贯通的。

西周贵族教育制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就是六艺教育。

“六艺”既是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

它既强调道德精神，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各，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一种教育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夏、商、西周三朝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是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阶级统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

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治国育材的需要，先后提出一些教育思想观点，指导官学的教育实践。

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

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需要教育理论有重大发展。

孔丘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继承了以往教育思想遗产、六艺教育传统，他还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素养和私学教育实践经验。

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

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渊源。

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启迪。

3战国时期的教育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

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

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

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

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

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

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

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

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

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

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

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

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

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

4秦汉时期的教育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

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

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

加上选士制度的激励，对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培养援儒饰法的治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设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

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后来私塾、书院的历史渊源。

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汉朝已初步形成，如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养士与选士的紧密结合，以及儒学对各学科教育的支配性影响等，在汉朝教育中已初见端倪，有的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呈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的衰落景况，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

儒学教育依然是各王朝官学制度的首选。

北朝儒学教育更多地承袭了汉代经学教育的传统，而魏晋、南朝则是从重今文经学教育转向重古文经学教育，并最终破除二者之间的藩篱。

学校体制多样化，专科教育得到发展。

设立了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丰富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内容，也拓展了教育的职能，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北魏时期不仅普遍设置州郡学，而且建立了州郡学校教育制度。

这是我国正式实行地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

私学得到发展，并成为教育的台柱。

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官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家庭教育得到重视。

士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以家学为专业，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

家训、家诫等有关家教的著述也大量出现。

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

随着人口大迁移，文化教育也南迁西移，促进了文教事业在落后区域的传播与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兴盛。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这些措施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促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

教育思想多元化。

各种思想纷争、交合，形成了教育思想的繁荣，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思想。

崇尚自然的玄学教育思潮，注重对人生内在真实价值的发现、把握和追求，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

儒学教育发生变化，在学风方面，推崇简洁明理、博采众家之长；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培养。

这些教育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首先，社会安定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其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

6隋唐时期的教育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隋重新统一了国家，唐前期百余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崇儒兴学的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繁荣。

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使不同形态的文化得以交流融合，推动了多元文教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选士制度产生于隋，而发展于唐。

统治者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科举考试制度成为操纵学校教育发展的杠杆。

学校失去独立性，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以后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朝创立一些新的教育制度，唐朝加以继承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朝而达到新的高度。

官学和私学并举，以官学为主干，私学为补充；按地方行政区，建立州学、县学的学校网；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联系，向中央宫学选送生员；以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为教育内容的传统经学和以应用知识为教育内容的专科性学校并立；专设的学校与附设于事务部门的学校并行，构成适应国家需要的教育体系。

学校内部管理，也加以完善。

入学制度、学礼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以法制化的方式，组成一套管理制度。

隋唐先进的教育制度，成为东方邻国学习的对象，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思想方面，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佛、道、儒三教为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开展激烈的竞争，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交互影响与吸收，又形成新的融合儒、佛、道的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