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重点总结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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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1原始时期的教育

原始时期的教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人群阶段，人类的教育刚产生，仅是不成熟的雏形；二是氏族公社阶段，教育得到发展，它的特点较为显著，能体现原始社会教育的本质。氏族公社末期，在教育上出现了阶级差别，将向阶级社会的教育过渡。原始社会的教育以氏族公社阶段的教育为代表，其特点如下：

第一，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氏族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成员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身心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训练。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原始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虽然有限，但所学习的知识经验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学习制造生产工具的经验，还要学习公共生活的规范，接受原始的艺术教育和原始的宗教教育。这些是参加氏族社会生活所不可少的。

第三，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生活教育。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四，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有声语言作为氏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五，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由于男女生理、体质的差异，故有男女分工。男女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区别。男的劳动侧重于狩猎、农耕、放牧；女的劳动侧重于采集、种植、家务、纺织。男女分别劳动，为适应这种需要，也分别进行教育。

第六，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多数的教育活动是分散进行的，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性活动。负责教育的是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长者为师，对年青人进行知识经验的传授，但他们还不是从事教育的专职人员。

到了氏族公社的末期，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教育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学校萌芽，旧的特点趋于消失，新的特点正在产生。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向阶级社会的教育方向转变。

2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

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的时期，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又有所继承和发展，西周教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

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西周按行政管理系统，分设国学与乡学，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按贵族子弟不同年龄阶段，分设小学、大学，教育内容有习小艺与习大艺之别，而其要求是先后贯通的。西周贵族教育制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就是六艺教育。“六艺”既是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它既强调道德精神，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各，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一种教育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夏、商、西周三朝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是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阶级统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治国育材的需要，先后提出一些教育思想观点，指导官学的教育实践。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需要教育理论有重大发展。孔丘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继承了以往教育思想遗产、六艺教育传统，他还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素养和私学教育实践经验。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渊源。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启迪。

3战国时期的教育

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

4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加上选士制度的激励，对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培养援儒饰法的治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