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材积累

"四朝元老"的传奇人生

1.辉煌人生

周有光的一生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为“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他就像自己的笔名“有光”那样，一生周全而有光。单单走过一个世纪就已经足够不同寻常，但周有光不但活得久，并且够广。50岁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50岁后，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让中国语言与计算机输入接轨。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

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

他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大专业，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尽管他一再否认这样的称谓，但外界坚持了这样的说法。他参与主持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编译，连襟沈从文笑称他为“周百科”。

2.青春与爱情

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富足的封建大家庭中，他是独子。那是一个有着内天井、雕花大床的童年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对着牌位、

祭拜祖宗习俗的晚清时代，他曾经向作家金玉良描述过自己的童年记忆：他见过曾祖父母、祖父身穿朝服，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样子。

不过，周有光曾祖开始的辞官做实业以救国之路，最终随着战乱而化为乌有。时代在进步，但是周家却在衰落。周有光的母亲不愿看到入不敷出的家里还过着那种排场一样的生活，带着他离开了常州来到了苏州。

从此他开始了贫寒的生活。金玉良的《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慢慢摇》一书中，记录了周有光这样的一段话：“周先生说：‘读中学和大学是家里最穷的时候。京戏有出《王定保借当》，王定保家境贫寒，借当赶考，最后考取状元。我考入圣约翰大学，也是借朱老伯母两箱陪嫁送到当铺，才凑足学费。’”

“五卅”惨案改变了周有光的求学甚至人生轨迹。由于要求学校降半旗悼念死难同胞遭拒，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发起了“离校运动”。周有光带着信念和理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此地，最终在一所新办的光华大学，凭着免除学费，念完了大学的课程。

这位年轻的毕业生来到了浙江民众教育学院任教。在这所移风易俗、男女同校的新式学院里，周有光是众多女孩子倾慕的对象。周先生曾向金玉良坦言：“我在杭州真是交桃花运，许多女孩子追求我……但当时我只想留学，所以非常谨慎，不敢和追求我的女同事或女学生拉手。从不和她们出去玩，也不随便到西湖边上散步，只在房里用功。那时糊涂一点，就麻烦了。”

其实，那时的周有光已经结识了一位有钱人家的女孩，不过他一直把她当做好朋友，并无他想。甚至到了1932年，周有光去杭州谋生，女孩去探望他时，他也没有把她当做“女朋友”，直到女孩家里有人提亲，他们才确定了关系，并在1933年结婚。这位富家的女孩便是张允和。

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叶圣陶曾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允和曾说她和周有光热恋之时“适逢有光下岗、待业”；而婚前周有光曾对张允和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则答曰“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由此，两个人的爱情，历经近70年风雨，却始终琴瑟和鸣，情比金坚。直至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

金玉良的书中有着这样的描述：“周有光先生小书房的墙壁上，挂一幅他和夫人的彩色照片。照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照的，先生和夫人并肩站在花丛中低头看书。夫人允和身穿紫色中式长衣。虽然，她常对镜头后的摄像师笑说：‘不好意思，老了……’”

3.“错位”人生：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4.半路出家

周有光曾说过：“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孙女上小学时有一次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不就是个0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写照。”显然，这是周先生的自谦与自嘲。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周有光任委员。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文改会”希望周有光留下，当时周有光对“改行”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在那个盛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思想的时代，周有光的思

想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最终他留在了“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任主任。

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周有光成了搞文字的了。

拼音这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光是采用什么样式的字母，就引来各路专家争执不休。苏联专家提议的俄文西里尔式该如何与国际接轨，汉字笔画式，又要如何让人能看到象形文字就学会发音……

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变读法则十分复杂，普通人难以掌握；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而得到国际认可的

威妥玛式却连很多音都拼不准……一番波折后，深思熟虑的周有光提议：不妨就采用拉丁字母。

在这个提议得到通过之后，三年的时间，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为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方案公布以后，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晋南小城万县，一般的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