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识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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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识产权纠纷

篇一：美国的知识产权纠纷实务操作

二、美国的知识产权纠纷实务操作

目前中国律所的操作方式一般都会和一家美国所合作。那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走中国企业直接委托中国律师，我们在这里面承担总包的角色，然后再让美国律师去做处理其中的一部分事情？这种模式在现实中不是不可以做，但是这从税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合适的方式。所以目前这种分别委托，然后一起合作处理案件的模式，是目前从经济上和实务上来讲比较行得通的一种模式。

在企业内部，像337调查，大多数企业是非常重视的。往往会有一个总裁助理，或者副总裁，或者公司重要的管理层，甚至在个别案件公司创始人可能会亲自上阵，然后指导整个案件的应诉。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国律师、中国律所在这个案件里面到底能够做哪些具体的业务上的工作。

我认为这个案件应该是两块业务，一块业务是类似公司内部律师的业务，另外一块是类似公司外部律师的业务。内部律师的业务，就像我们做常年法律顾问，肯定有案件的管理，给公司的协调做好参谋等。这一块主要是做客户。我觉得很好的控制客户对于案件的期望值，以及控制客户对于案件的深入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美国的知识产权诉讼，包括美国337调查中，企业的参与和一般的案件有很大区别。所以如果一个公司对于337调查根本不重视，这个案件最后想胜诉就非常难。在很多案件中公司可能都会有内部律师在参与案件，但由于在美国诉讼，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一块业务。你要指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帮你在公司内部做很好的沟通协调，对于

案件进行很好的管理，我觉得根本是没戏的。这一块应该是能够充分展现我们价值的一部分。

另外一块能够充分展现我们价值的部分，是所谓外部律师这一块工作。我们的业务，都是一个从基础到提高，慢慢往上走的过程。就像中国企业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也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每提升一步也会直接体现在整个案件中，我们中国律师的经济收益上面。

（一）证据开示

在337调查的进程中，最长的是在证据交换阶段，这也是目前是中国律师做得最多、参与最深的。像337调查调查

的美国诉讼程序中，中国律所如果不到国际化的相当程度，想主导开庭是非常困难的。但在整个费用的分配比例中，其实开庭是非常少的一块。所以这里中国律师可做的东西是非常之多的。

其实美国对于现在证据交换这一块，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邮件等信息交换工具之后，在证据交换过程中，电子证据交换这一块，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案件中，我们案件里面主要的这些证人，他的电子邮件全部都会交上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电子证据交换中，这里面有多少是公司的商业秘密，有多少是你私人的个人秘密，所以像这种证据交换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一方面来讲，证据交换力度大，案件可能从法律真实来讲，就更接近与事实真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造就了整个程序的费用高昂。所以这一块我们中国律师，有相当的业务空间。当然，我们中国律师追求专业性，做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一点，但是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为我们的商业上的需求，添把砖、加把火。当然律师真正的本事是说能够在证据交换中，找到能够打倒对象，能够维护我方利益的证据。我认为证据交换跟我们传统的民事诉讼的证据交换区别非常大，我建议大家多看一看美国民事诉讼程序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认为在证据交换中，对中国律师来讲，非常重要的是要注意执业风险，尤其是有美国执照的律师的执业风险问题。在美国的证据交

换义务中，律师是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的。另外，我们本身在做证据交换中，对于证人的这一块。美国证据交换中，有一个程序叫Deposition，它主要是跟证人调取证言。在我们国家的程序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在美国知识产权诉讼和337调查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案子基本上前期都是做文件的交换，然后到后期基本上都是做证人作证。我在早期做的时候，都还是在美国做调取言证。但是在现在阶段，大量的都在香港做。它其实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专家证人，另外一种是事实证人。专家证人包括技术方面、经济学的专家证人，也包括中国法方面的专家证人。我们工作中接触最多的肯定是事实证人。事实证人一般都是公司的cTo、公司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他们是作为整个公司的代表对案件作证，这是最主要的证人。如果中国律师参与程度弱，因为都是这些董事长、总经理会去参与的程序，一旦你参与不进去，也就意味着后面的程序，客户就会失控的。

我觉得有一个程序，也是中国律师有可做的。比如说这里面专家证人，往往会有中国法的专家证人。像在橡胶树脂案件中，这里

面涉及到大量的中国关于商业秘密的概念或者某些具

体法律点，中国法是怎么规定的。像国家秘密的问题，你就有必要出一个中国法的专家证人来证明，确实中国有对国家秘密的要求，而且相应的这个案件里的东西就符合中国国家

秘密的要求，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中国法律专家，在业内很多都是用美国的专家，比如说美国的大学里面的中国法教授。

我在最近的加州的中区法院的案件中，就做了一点点突破。这个案子中国法的专家，我用的就是中国的律师。他原来是知识产权庭的资深法官后来做的律师。当然这里证明力会有一点问题，因为他跟我是一个所的。但是那个案子因为有特殊情况，我们当时不愿意花那么大的代价在外面去请别的人。但是在这个案子做完之后，我们中国法的这一块的意见被法官采纳了，使得我们案件有重大的突破。所以从这件案子之后，在相当多的案件中，我们都可以聘请中国律师、法官去做中国法的专家。

中国法专家的市场，其实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我们纯粹是从自己的业务出发，就某一个业务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而随后如果是涉及到案件重要的点，可能会成为证人，成为专家证人，会做证人的取证。如果真的是非常尖锐的点，有可能在法庭上会出庭去作证。这一系列如果我们中国律师把它当一个业务做，我认为一个大的案子中的中国法专家的收入，绝对不亚于我们目前上市的公司律师费的收入。

（二）和解谈判

和解谈判是中国律师在业务中出彩的很大的一个点。和解是商业跟法律的结合。在美国知识产权纠纷中，和解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