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

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

周裕锴

内容提要宋诗人提倡的“以俗为雅”，一是指题材的世俗化，与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观有关；二是指语言的通俗化，理词俗语人诗，其根源来自禅籍俗语言风格的启示。宋诗受禅籍俗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并由此而推崇摹仿王梵志和寒山类似偈颂的白话诗。禅籍俗语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

关键词宋诗禅籍俗语言偈颂王梵志寒山在宋代诗学中有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即“以俗为雅”。首先提出

“以俗为雅”的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

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

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1）（卷六七）黄庭坚《再次韵（杨

明叔）·引》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

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2）（卷一二）

黄庭坚此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苏轼此跋无准确编年，但他喜好

陶、柳诗是晚年南迁之后的事，所以此跋亦当作于绍圣年间（3）。此

外，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

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

（4）（卷二六引）梅尧臣是否真说过此话，尚无确证。即使“以俗为雅”由梅尧臣提出，但直到陈师道才首次载于诗话。而《后山诗话》也大约作于绍圣前后。由此可见，“以俗为稚”最早见于（现存）文献乃在绍圣年间，而提及或转述此说的三位诗人正好是“元祐体”的代表作家以及“以文字为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是佛禅的爱好者甚至佛门居士。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以俗为雅”视为同时代禅悦之风影响的产物。

所谓“以俗为雅”。包括诗歌的题材和语言两方面。题材的“以俗为雅”与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有关，这一点与禅宗将印度佛教的宗教精神世俗化相类似。禅宗的实践观是自证自悟，尤其是马祖道一主张“平常心是道”，认为禅悟产生于日常的穿衣吃饭、屙屎送尿之中，更成为宗门的基本生活态度。与此相联系，禅宗公案千百条，多举日用之事。尽管北宋禅宗日益士大夫化，但这种日用的宗教实践观丝毫未受冲击，反而渗透人士大夫的生活态度中。宋代士大夫无论是阅读公案，还是与禅僧交游，都会接触到这种观念。如佛印了元禅师写信给苏轼说：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5）（卷一七三九释了元《与苏轼书》）。黄庭坚也有同样的思想，其《题意可诗后》云：“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6）（卷二六）也认为“俗”与“真”的区别在于一种观照态度，以禅家的眼光去观察世俗之事，佛法之真谛无所不在。所以黄庭坚曾戏言：“诗者，矢也，上则为诗下则矢。”（7）（卷五《杂论十三》）”这种观照态度自然会将理俗的素材提升改造为高雅的诗材。

至于宋诗语言的“以俗为雅”，则更是受到禅宗典籍通俗活泼语言风格的直接启示。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除了杜甫等少数人之外，诗人是不允许俗字傀语人诗的。唐人刘禹锡重阳日作诗不敢用俚俗的“餻”字。因为儒家六经无此字（8）。这在唐代是很典型的。但到了宋代，人们就不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宋祁作诗嘲笑刘禹锡：“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家一代豪。”（9）（卷二四《九日食糕》）特别是到了北宋后期，俗字俚语入诗蔚成风气，而且在各种诗话中备受推崇。试看以下数则诗话：

王君玉谓人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谓之‘待伴’。尝有雪诗：‘待伴不禁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

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纇，此。获瓦砾为黄金手也。”余谓非特此为然。东坡亦有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皆用俗语也。（10）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谁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11）

李端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12）

我们注意到，苏轼不仅在理论上首次打出“以俗为雅”的旗号，而且以其大胆的实践成为试用俗语的领路人。值得我们探讨的是，苏轼对方言俗语的喜好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如前所述。刘禹锡不敢用“餻”字，是以儒家六经语言为标准。而在宋代，诗人已将禅宗典籍纳入自己的视野。禅宗典籍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已成为参禅士大夫的新经典，而禅宗典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乃是俗语言。与公案多举日用事相对应，禅门多用方俗语，其意义乃是以一种农禅的话语系统来取代佛经教门的印度话语系统。虽然这种农禅话语系统因士大夫的话语（诗句）的入侵而稍丧本色，但士大夫的诗句话语进入农禅话语系统也不得不变形为通俗的诗偈。因此，当宋代士大夫阅读禅家公案时，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与濡家文言完全不同的白话口语。显然，这些白话口语为宋人超越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不敢用“餻”字的诗人提供了最好的装备，同时也因禅宗典籍的新经典地位而为诗人自由拣择街谈巷说、鄙言俗语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特别是禅语与俗语在语言性质上有诸多共通处，因而诗人在试用时可达到相同的目的。诚如韩驹所说：“古人作诗多用方言。今人作诗复用禅语，盖是厌陈旧而欲新好也。”（13）（卷六引《室中语》）韩驹所谓“今人”，当指元祐以后的诗人。由此可见，北宋后期诗歌用禅语与俗语

入诗是同步的，而且禅语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方言成为宋诗人追新求奇的语言材料。

宋诗受禅籍俗语言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二是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

晚唐五代禅宗语录出现，到两宋更是广为流传。宋人不仅编纂前辈大师的语录（包括灯录），而且记录编排同时代禅宗和尚的语要。这些语录采用了大量唐宋时期流行的方言俗语，并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征服了包括辟佛的道学家在内的士大夫。正如清人江藩所说：“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濡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混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人彼法矣。”（14）的确，宋代士大夫在级取禅宗精神内核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禅宗语录的语言外壳。其实，精神和语言本来就有同一性，禅宗精神是一种农禅精神，因而只能栖居于农禅话语系统之中。不仅道学家如杨时、朱熹等人的语录全用白话，而且很多参禅的诗人也常引用或仿效禅宗语录的“委巷语”。

所谓“引用”，指直接以语录中常见的词汇入诗。如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15）（卷二二）“皮”、“骨”之喻本《景德传灯录）卷三（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达磨欲返天竺，命门徒各言所得，谓道副曰：“汝得吾皮。”谓尼总持曰：“汝得吾肉。”谓道育日：“汝得吾骨。”谓慧可曰：“汝得吾髓。”而苏轼这首诗的“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句中的“信手拈得”四字，也是禅籍中极常见的词汇[1]。又如黄庭坚《题竹尊者轩》诗云：“百尺竿头放步行，更向脚跟参一节。”（2）（卷一六）两句都是宗门习用语，《景德传灯录》载长沙景岑禅师偈曰：“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人未为真。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16）（卷一八《湖南长沙景岑禅师》）又“脚跟”二字亦出自《景德传灯录》，玄沙师备禅师谓雪峰曰：“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16）（卷一八《福州玄沙师备禅师》）又“一节”二字也是宗门语，举前人一段谓之“一则”，也称“一节”[2]。黄诗用禅语双关竹子，甚有意趣。引用宗门俗语最多的应算陈师道，他更多地把禅语运用于其他题材的诗歌，试举若干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