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杜维明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杜维明2006年11月05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我的这个讲题——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范围很大，涉及的层次很多，接触的课题极为繁杂，但这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课题，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戏，而是一个我认为既有现实性、前瞻性，并且很严肃，也很紧迫的学术课题。

我提出这个课题以及与此课题有关的一些相当片面的设想，已经有好几年了。

最近五年，我特别感受到这个课题有深刻的意蕴，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

不仅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应该重视这个课题，就是政治界、企业界和大众传播也应该予以关注。

因为它联系到中华民族（广义上的中华民族）如何进行自我了解，如何认识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文化中国是什么意思？它和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怎样去定义？在这个背景底下，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谈一谈儒家传统为文化中国塑造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望这个设想能够契合吴德耀教授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现的人格风范。

文化中国这个课题，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讨论过。

1987年，一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创办一个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时发行的杂志。

那时，我们的共识，就是把这个杂志叫做《文化中国》。

至于杂志的内容，不仅是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也会探讨文化课题。

另外，傅伟勋先生也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总之，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1990年，我申请了一年假期，离开哈佛，到夏威夷东西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就叫“文化中国”。

之后，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又针对文化中国这个课题，讨论过五次。

每年到五四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讨论，对文化中国智识分子的问题，民间社会的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问题，都探讨过。

在康桥，也就是我所服务的地方，我们已经举行过好几次的讨论会。

在温哥华，有一批华裔的基督教徒要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中国文化，并出版了一本叫做《文化中国》的杂志，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期了。

香港在三年前举行了一个有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名称就是“文化中国”，论文已经在台北出版，很厚的一本论文。

在哈佛，也举行过一次“文化中国认同与传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大陆有十几名学者来参加。

去年在杭州，也开了一个由三个学术单位，即北京中国文化书院、杭州大学和上海的学术青年联办，集中讨论文化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

我所理解，我所提出来的文化中国，一共有三个意义世界。

这个观点颇为引起人们的争议。

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主要是由华人，多数华人组成的社会。

但是，这些社会必须包括相当程度的少数民族。

在中国，除了汉人以外，还有满蒙回藏，还有很大的壮族以及其他五十多种少数民族。

加起来的话，有好几千万人。

华人社会内部发生的互动第二个意义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最突出的当然是马来西亚，差不多百分二十八以上是华人，泰国大约在百分之十，至于印尼或菲律宾，可能近于百分之三。

在美国、澳洲、非洲和欧洲，华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数加起来，也很可观，经济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从经济的力量来看，第二个意义世界和第一个意义世界，乃至第一个意义世界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互动，因此有所谓经济自然区的形成，比如说香港和华南地区，福建和台湾。

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也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

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

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

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

在大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浙江大学，我提到了这个观点，有学生质疑说：“外国人既不懂中文，又没有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生活，怎么有资格谈文化中国？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假如一个19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对法国文化发生兴趣，学习法文；到29岁，法语讲得很纯熟；从20岁到39岁，可以用法文写一点报道法国文化的东西；到了49岁，开始成为法国文化的权威，逐渐可能变成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专家之一。

这一位中国年轻人，跟法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他对法国文化有没有发言权？他说：‘当然有，因为他争取到了，他努力研究法国’。

”有一大批我这二十多年来所接触的美国年轻人，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在美国学术界有个通例：你假如要研究中国文化，你就必须是美国高等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

也就是说，只有成绩最高的学生，才会被接受研究中国文化。

我在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的入学委员会服务了很长的时间，知道要想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那一些候选人，都是美国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

最近，有六位数学能力和语文能力都是800分（满分）的年轻人报名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只录取了其中三位。

另外三位也是满分的，我们没有录取，因为竞争太强了。

而这些直接参与文化中国论说的美国年轻人，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奋斗，终于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常常是失业的。

可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有所发展。

有一些因为在学术界找不到工作，转行投身银行界、企业界，变成大富豪的也不少。

有些学者说，到了银行界，发现竞争性很差，和汉学或中国研究根本不能比。

他们说：“我们经过中国学研究的挑战以后，这简直是小儿科。

”所以，我坚持要这个第三个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不是狭隘地域观念我认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完全语言的观念。

文化的观念太大了。

文化和族群意识、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过主动自觉的努力而争取到的。

近百年来，中国经过了好几次的浩劫。

从文化的立场上讲，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

当时，大批中国人把中国文化摧残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你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

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

摧残自己文化的中国人，比比皆是。

反过来说，想通过文化的努力来了解中国智慧的外国人，也相当的多，比例上讲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少，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加。

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重要性。

儒学若一枝独秀是不健康的接下来，再谈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

有很多人误会了我杜维明，认为我从事儒学研究，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想独尊儒术。

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我只是觉得，儒学在中国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

因为命运太悲惨，如果能够为它一陈词，让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或幻想过要把儒学变成一枝独秀，即使是能够一枝独秀，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的立场是文化多元，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的观点是非常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绝对不只是儒家传统，还有道教、佛教等其他传统。

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里头，有儒家的成分，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分，而是佛家的。

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儒家，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来。

文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资源，如法家的思想，甚至于阴阳五行的思想，墨家的思想，这些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

回教，现在中国有五千万回民，包括维吾尔族；基督教在文化中国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出了很多第一流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思想家。

文化中国范畴远超儒家传统这一切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

所以，文化中国的范畴远远要超出儒家传统，毫无疑问。

但是，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的资源之一，值得发扬。

而发扬儒家传统，不仅是从事儒家研究的人，就是关切中国文化将来的命运的人，大家都应该有兴趣，这是我的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论把文化中国的范畴扩展得多大，都不能涵盖儒家传统。

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范畴体系的涵盖面，又要比文化中国宽。

为什么呢？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也是朝鲜的，也是越南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欧美的。

所以，不能说中国文化这个传统把儒家传统完全包容在内。

除非我们能说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支。

但我想，即使我们再傲慢、再狂妄，这句话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已经不仅在中华大地，同时也在日本、朝鲜、越南及很多其它地方开花结果。

其实，儒家传统常常在中华大地上受到很大的摧残，但在韩国、日本有很大的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举一个很突出，对我来讲既兴奋又伤心的事情：我认识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叫做岛田谦次，其实应该叫Shimada Kenji。

Kenji教授在1974年访问北大，当时还是在文革的余韵，批林批孔的风气还很盛。

Kenji教授告诉我，他在北大发表论文时，说过“儒家传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另外还讲了一句更有刺激性的话：“假如贵国的学人对这一传统弃之不顾，那么我们京都的朋友要加倍努力”。

大陆的学者当时很赞成他的说法，但是不能够发言。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痛心的事情，严格地说，在过去几十年，真正严肃的儒学研究，不是宣传，不是政治化，而是严肃的儒学研究，是在日本的京都和韩国的汉城，其发展的情况，远远要比台北、北京以及其它中国文化区来得有成绩，也深刻得多。

因为它们的文化没有薄弱，吃了原子弹，但学术传统并没有被糟蹋，而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命运却非常的曲折。

在多元精神文明下茁长现在很多人在谈东亚文明的复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较多东亚文明的兴起，先是日本，接着是所谓的四小龙，最近还包括社会主义东亚。

日本和韩国学者把这个区域叫做“儒教文化圈”，包括了工业东亚和社会主义东亚。

如果轻松一点说，“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

不管你从食物（稻米）、餐具（筷子）或语言符号（汉字）来看，这个文化圈里，儒家的生命力很强，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长的。

所以，在中国，一定要考虑到道教，要考虑到民间宗教，还要特别考虑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虑到大乘佛教，部分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鲜和韩国，要考虑到大乘佛教，还有它们的巫教。

可见，儒家传统在这几个社会，事实上都有不同的表现。

换句话说，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

另外，我想从儒家传统本身的发展及其命运，和文化中国现在的课题的角度，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在现阶段说，是薄而不是厚；第二，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是少而不是多。

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呢？是从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

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西化，但却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一个特殊的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