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崇正：说说清代《石渠宝笈》《秘殿珠林》

聂崇正：说说清代《石渠宝笈》《秘殿珠林》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是专门记录清朝宫廷收藏绘画、书法和缂丝艺术品的著录书。该著录书是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所以在书名前冠以“钦定”二字，以示不同寻常。

清朝的宫廷收藏于乾隆时期达到鼎盛，从传世前代书画艺术品的角度而言，可以说已经被这位皇帝“一网打尽”，遗散在民间的已如凤毛麟角、十分稀少了。而《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这部著作就是截止于乾隆朝宫廷书画艺术品收藏集大成的记录。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两书虽然合称，但内容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专门记录历代一般题材的书画作品，而后者则专门记录宗教题材的书画作品。两书各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秘殿珠林》初编的编纂工作始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二月，成于一年后的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五月，参与编修者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四人;《石渠宝笈》初编的编纂始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二月，成于第二年的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十月，参与编修者除上述四个人外，又增加了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五人。《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的编纂工作始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正月，成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五月，参与编修者有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十人。《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的编纂工作始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二月，成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六月，参

与编修者为英和、吴其彦、黄钺、姚文田、张鳞、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鐈、胡敬等十一人。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两书初编、续编、三编的编纂前后经过了七十四年的时间，可以算是我国收藏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工程。

《石渠宝笈》各编均按照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九类区分。每类中又按照作品之珍贵程度分成上、次两等。上等者将作品的质地、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一一详加记录;次等的作品记录则内容稍简。入目的书画作品在书中还分别注明收贮的处所，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以备点查。凡是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上，就会加钤清宫收藏的印记。

《石渠宝笈》的价值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具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一般来说，凡是经过此书著录的作品都应当是很珍贵的，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和文物价值的。但它又不可能是绝对保险的。《石渠宝笈》一书中对作品作者的认定、对作品时代的判断、对作品真伪的鉴别，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这已是被当代许多研究者所证明了的。再有，收入《石渠宝笈》一书中的清朝书画作品只是当时画坛中的很少一部分。诸如出于政治原因，“四僧”中的八大山人(朱耷)、髡残、弘仁的画幅是见不到的;又如出于艺术门派的因素，“金陵八家”和“扬州八怪”之类的作品也是不能进入该书的;出于政治和艺术趣味的双重考虑，明朝宫廷绘画的作品亦很少被《石渠宝笈》所收载。近年曾经见于拍卖市场的一幅明朝宫廷画家何浩的作品《松图》卷，而何浩这

个人在《石渠宝笈》中就将其作为宋朝的画家，判断其时代出现明显的差错。另外清朝很多供职宫廷职业画家的作品，大概是由于对编著者来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所以收入进该书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当多的画幅失载。比如王翚等画家合作的十二巨卷《康熙南巡图》以及郎世宁所画的“双胞胎”《平安春信图》轴，两幅作品就都没有被《石渠宝笈》所收入。所以笔者认为需要避免以下的误区：凡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就毫无疑问一定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反过来说，但凡没有被收入《石渠宝笈》中的书画作品，就无足轻重。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真伪和质量。当然，进入《石渠宝笈》一书的书画作品，无论如何，起码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大家关注这一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