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掌蛮

明朝时期灭绝的民族--都掌蛮

巴蜀都掌蛮

明代四川有一支叫都掌蛮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今宜宾、珙县一带，崇尚武风，喜好铜鼓，族中有人病故，全族往往将其棺木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称为悬棺葬；墓葬旁边，还有一些斑驳的岩画，这些岩画以醒目的方式记载下都掌蛮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他们将历史雕刻在悬崖上，一组岩画其实就是一部史诗。明王朝将都掌蛮视为心腹大患，不惜十二次动用大军征讨，前后大小数百战，非置都掌蛮于死地不可；明万历之后，昔日威风凛凛的都掌蛮神秘消失，族中勇士大多战死沙场，侥幸逃脱的隐姓埋名，他们与明王朝有着莫大的仇恨？

明代都掌蛮

明代成都迎来了多事之秋，1644年张献忠第三次入蜀，在成都称帝登基，建立大西政权；明代都掌蛮是四川一个活跃的少数民族，与都掌蛮的战争几乎持续了整个大明王朝，万历年间，都掌蛮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四川少数民族众多，都掌蛮是悬崖艺术家，羌族则保持了早年的习俗；明代分封蜀王在成都，历代蜀王在成都建筑蜀王府，死后也葬在成都。

勇士与艺术家

明朝年间，西南叙州（今四川宜宾、珙县）一带，生活着一支叫都掌蛮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些有着浓郁武风的勇士，也是一群爱好铜鼓与岩画的艺术家。有学者认为，都掌蛮与汉代有“夷中最仁，有仁道”之称的僰人、晋代蜂拥入蜀的僚人或许不无关联，甚至延续的就是同一血脉。如果这个推论不假，昔日浩浩荡荡的僚人入蜀，在千年之后，留下的仅仅是这个偏安一隅的民族了。明代都掌蛮虽村寨众多，部落却不大，仅有数万人，栖身崇山峻岭之间，过着“火耕流种，既饱且嬉”的生活。

考古学家曾在珙县悬棺葬中发现过两件明正德、嘉靖年间的景德镇瓷器，也就是说，这种自汉代开始滥觞的丧葬习俗，直到明代仍然为都掌蛮顽强地坚持下来。悬棺动辄数百公斤，想将其悬挂在悬崖峭壁上，对于明代都掌蛮来说，依旧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与悬棺同时进行的往往是岩画，都掌蛮用一种红色颜料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在悬崖上雕刻出来：人头上有个发髻，或戴着斗笠；舞蹈者双手上举，五指张开，全身呈跳跃状，这是部落的“蛙神”；武师将获取的人头提在手上，进行庄严的“猎头”仪式。都掌蛮将历史雕刻在悬崖上，一组岩画其实就是一部史诗。

都掌蛮生性豪迈，不受拘束，平时散居在村寨中，一遇战事，则各寨擂鼓集合，勇士披挂上阵，转眼就能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自明朝建立以来，与都掌蛮的战争便贯穿了这个王朝的始终，明太祖、成祖、英宗、代宗、世宗、穆宗在位时皆曾对都掌蛮用兵。那么，是什么令明朝诸位皇帝大动肝火，非要至远在西南的都掌蛮于死地不可呢？

都掌蛮激变

明初天下方定，“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不过，都掌蛮好武，即便归降，仍“时时盗边，侵略旁小邑”；都掌蛮盘踞的凌霄城，曾是南宋军民为抗击蒙古军依山修筑的

城堡，四周皆为绝壁，奇险无比。都掌蛮在这里囤积粮食，占山称王，好不热闹。加上叙州地处云、贵、川三省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险要，故《明实录》才有了“都掌蛮盘踞其中，实为大患”的感叹。都掌蛮每一骚动，三省为之震动，明王朝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将叙州牢牢掌握在手。

明成祖年间，都掌蛮“攻劫高、珙、筠连、庆符诸县”，而到了明朝中叶，四川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失去耕地的农民沦为流民，遂加入都掌蛮，与之并肩作战。当时，加入都掌蛮队伍的汉人流民主要有三类：一是脱逃的军犯及一些早年逃入在寨的流民；二是蜀中大盗；三是亡命的汉人，“黠者遂为谋主”。汉人的加入使得都掌蛮如虎添翼，行军作战更有谋略，因此，“改土归流”便成为明王朝的当务之急。

历代史学家对“改土归流”的解释并不详细，实际上，“土”指土官，“流”则是明王朝设立的流官，所谓“改土归流”，就是要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委派明朝官员，建造兵营，兴办学校，编造户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王朝试图将都掌蛮的“改土归流”作为一个旗帜，在周围地区尚未改革的情况下，便在都掌蛮聚集的珙、筠等地强行设立官吏，驻扎军队。然而，随着明王朝吏治的日益腐败，派遣到叙州的官员也多是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之辈，引起都掌蛮强烈不满，仅仅数十年后，双方便兵戎相见。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高、珙、筠、戎四县的都掌蛮起兵反叛，扬言明朝公差每年来寨中征粮，我要报复。于是将公差捆绑在树上，乱箭射杀，尔后攻占郡县，屠长宁（今四川长宁县），劫庆符、江安、纳溪，史载长宁经此浩劫，“庐舍千余区，县之公宇，既皆灰烬”。

明成化年间的一个早朝上，围绕着都掌蛮是剿是抚的问题，金銮殿又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实此事商议已久，只是一直未有定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原籍叙州长宁，颇熟悉都掌蛮性情，他极力反对设立流官，因其“不能夷语，不谙夷情，其下因得肆行苛刻，激变其党”。周洪谟的上奏招来了国子监黄明善等人的反对，黄明善继而提出一系列毒辣的计策：其一，组织当地民壮，他们不仅熟悉地形，且可以充分利用汉人与都掌蛮的矛盾；其二，10月都掌蛮水稻成熟，宜督民先取其田禾，则不出三月蛮人必溃败；其三，分路进发，各个击破，小寨易攻者先取之，则大寨亦从而破；其四，使用毒球行烟药矢，“毒球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为了激励士兵斗志，黄明善甚至建议，士兵攻打都掌蛮所获财物，可以自行保留，无需上缴。令主剿派欣喜不已的是，这一次，黄明善的上奏终于获得明宪宗的首肯，围剿已成定局，都掌蛮的命运跟这次朝会悄然联系在一起。

成化与万历的围剿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三月，都掌蛮诸寨起兵掳掠江安等县，这一次，兵部诏都督

芮成征讨，但同时又把设置土官事宜一并交付芮成处理。芮成来到叙州，先向都掌蛮宣布朝廷招抚授官之意，都掌蛮大悦，酋长亲自率领二百余位寨主到叙州府拜见芮成。如若此次招抚成功，都掌蛮或许还能免去灭亡的厄运。然而，主剿派御使汪浩由成都赶至叙州后，事态却急速扭转。汪浩认为这些寨主在战场上皆为枭雄，一可当百，不如乘机杀之，以绝后患，于是将前来拜谒的酋长、寨主二百七十余人尽数杀戮，尔后又捏造事实，诬称都掌蛮无意归降。消息传至都掌蛮各寨，都掌蛮群情激愤，誓言报仇，无不欲生啖汪浩。

汪浩使得原本打算归降的都掌蛮坚决反戈，乃至疯狂报复。同年10月，都掌蛮赴贵州诈降，贵州都指挥丁实不知有诈，出城迎接，结果“夷伏兵四起，官军五千余众皆没”；11月，都掌蛮又设计诱使汪浩夜行长宁，结果“官军夜行迷道，人马坠溪谷死者不可胜纪”。不久，都掌蛮沿江水南岸进军，再次攻陷江安、纳溪、合江等县，如入无人之境，几县官民皆迁至北岸，连汪浩的官船都不敢在南岸停留。

战局僵持到1467年，明王朝认为事态严重，“非遣重臣大征不可”，于是诏襄城王李瑾为征夷将军，领大军入叙州。都掌蛮登高倚险，用标驽垒石与明军周旋，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逃入深山避难，明军陆续攻取龙背、豹尾等百余村寨。成化三年，五天之内，明军就放火焚烧756处村寨，缴获米仓3811所，斩首1590人有余，生擒300余人，所获马、牛不计其数。到了第二年，上报到朝廷的战报已增至“斩首3017颗，生擒953人，焚烧村寨1450处，俘获铜鼓63面，所获牛、马、猪、羊、盔甲、标驽、牌刀、旗号、弓箭不计其数”。不过，这个战果显然不能让明王朝满意，明宪宗仍然下旨：“叙贼奔遁山箐者，仍督兵搜剿；其未尽贼徒，尤须督兵设策剿捕，毋俾遗孽复遗民患……”对都掌蛮而言，这道圣谕无异于必杀令。

幸存的都掌蛮盘踞九丝城（今四川珙县）、凌霄城（今宜宾兴文县），依靠天险与明军周旋。九丝城四面峭仄壁立，险峻不可攀，宋元以来历来为都掌蛮盘踞之地，方圆三十余里仅有一径羊肠小道可出入，都掌蛮却能如履平地，在草丛、荆棘里来回穿梭，人皆莫测其踪。在这里，明军遭遇了都掌蛮最顽强的抵抗，“越四年仅克大坝”，二十万大军忌惮九丝天险，不敢前进。这场僵持战，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化之征”。

二十万大军的无功而返令明王朝大失颜面，万历初年，一份关于都掌蛮的急报摆在新继位的明神宗面前：叙州都掌蛮酋长每每身穿蟒衣，乘坐四驾马车，模仿明朝大官出行，沿途敲锣打鼓，夹道而驰；酋长阿苟与其义子阿么儿盘踞凌霄城，“擅抬大轿，黄伞蟒衣，僭号称王”。鉴于前朝的围剿失败，兵部认为，都掌蛮所恃巢穴极其险要，欲破都掌蛮，必破九丝城；欲破九丝，必破凌霄。

明万历元年3月，十四万明军在四川总兵刘显率领下再次集结叙州，刘显曾只身与都掌蛮肉搏，诛杀数百人，都掌蛮闻其名丧胆。在刘显指挥下，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凌霄城、都都寨很快易主。都掌蛮失此二险，只得退守九丝城。明军旋即兵分五路扑向九丝城，不分昼夜攻打，都掌蛮以死相拒，“乘城转石发标驽，下击栩栩如电霰不休”，明军伤亡惨重，一时却也无计可施。

九月九日是蛮人的“赛神节”，这天，天降大雨，山路湿滑，都掌蛮酣战方休，认为明军绝不可能来袭，于是在九丝山上杀牛庆祝，尽情痛饮。不意明军乘夜攀岩，杀入九丝城，四处放火，杀声撼天，都掌蛮从睡梦中惊醒，见明军从天而降，无不束手就擒，混乱中，被火烧死、坠落悬崖者不下万人，酋长阿大、阿二、方三皆为明军擒杀。明军缴获铜鼓93面，擒斩4615人，战鼓作为战利品被大量运往京师府库，这种伴随着都掌蛮战斗、祭祀的重器最终随着这个民族的消亡而易主。

捷报上报至京师，兵部仍然下令：对逃遁在深山中的都掌蛮继续剿杀，“铲削祸本，席卷云彻”。经此大劫，幸免于难的都掌蛮只有隐姓埋名，四处流亡。史书并未记载明王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