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自由的理解

正题具有实践的意义，符合道德和宗教的利益，反题有思辨意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利。

在具体分析中否定了第一、第二个“二律背反”的正反题，证明了第三个“二律背反”正反题的同时存在，即必然和自由的冲突是貌似的和并行不悖的，实际上它们一种存在于现象世界，另一种存在于理智世界。

康德的二律背反是两个领域里的冲突，即经验领域和形而上学领域。

经验领域遵循因果性的推论，理性必须潜越经验的领域，在形而上学领域里用因果律来推论会产生悖论，会产生矛盾，人的认识无法达到物自体，只能认识现象界。

“二律背反是最好的迷误”，或“二律背反是最富裨益的困境”⑤无条件的总体与有条件的局部混在一起，产生了假象。

二律背反有了暴露假象的机会，而且假象能够自行暴露。

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发现，对于康德的批判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康德认为正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最有力的把哲学从它的独断主义迷梦中唤醒过来，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

这个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促使康德摆脱独断论的束缚而深入到“批判”的维度，而且使他确立自由为“道德世界观”的基础和全面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唯一途径。

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是康德发现自由的关键。

对于自由的发现既不是在理性心理学中，也不是在理性神学之中，而是在理性宇宙论中进行的。

自由是理性宇宙论的先验理念。

理性宇宙论是形而上学最早、最基本的核心部分，而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神学不过是形而上学观念在不同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而且这两部分在原则上依赖于理性宇宙论。

唯有二律背反可能通过批判得以解决，通过物的两重性而将必然与自由分属两个不同领域，避免二律背反的自相矛盾，并且挽救自由，从消极的理论理性过渡到积极的实践理性。

之所以在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讨论自由问题，是因为唯有二律背反不仅是发现形而上学困境的关键，而且是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唯一出路。

一旦否定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意义和先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势必破坏实践的自由和人的道德行为的自主性。

康德认为自由是应当存在的，也是可能存在的，它就存在于理性世界和理性者的道德活动之中。

如果自由因果性与自然因果性是同一对象的同一方面的规定，那么就必然陷入二律背反。

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方面的规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二)、实践的自由先验的自由在理性范围内，我们对它的意义一无所知，又无法确证它的实在性，只能通过自由的不可知性来理解其可能性。

自由的先验性决定了我们无法直接发现它的积极意义，只能通过“先验的自由”间接地达到“实践的自由”。

与此相反，“实践的自由”则是自由概念的积极意义。

在实践理性范围内，自由这个在理论理性领域中只是不相矛盾或必然的概念，通过与道德法则的相互印证具有了客观实在性的确证。

就其意义而言，自由之为自由只是实践的自由，先验的自由不过是发现实践自由的契机。

实践的自由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实践自由从先验自由而来，指相对于受制感性冲动的意欲的独立性或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独立起作用；另一方面，实践自由的积极意义即自律，这是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区别。

实践的自由认为是一种相应于“心理学概念”的那种自由，在先验辨证论中，康德将实践意义上的自由界定为“意志对于由感性冲动而造成的强制的独立”，他还试图通过“为病理学的因素所激动的”意志和“出于病理学之必然的”意志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7页。

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来阐明这一点。

康德明确提出，“实践自由的概念以这种先验自由为基础”，因此“否认先验的自由就必定会排除一切实践的自由”。

与此相反，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他恰恰明确的摒弃这两种概念。

由于他在那里关注的只是实践的自由，因而他宣称他就是要拒绝“那种先验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能在解释现象时得到经验性上的运用，而其自身倒是理性的一个难题”。

他还宣称“实践的自由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我们从经验知道，实践自由是自然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实践自由是规定意志的一种理性因果性”。

最后康德指出，理性提出这样一些命令，它们可以成为“自由的客观规律”。

因此真正说来，人并没有自由，世界上除了自然因果法则外不存在第二种法则，一切都是必然的。

与此相反，康德从批判哲学的立场出发竭力维护自由的先验性。

人有两重性:自然必然性只从属于受时间条件所支配的那种事物的规定性，在这个范围内这个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是寓托在属于过去时间而为他所不能控制的东西之内的，的确没有真正的自由。

但这个主体在另一方面也是物自身或“我自身”，在这个范围内，又不受时间条件所支配的，即“先验的”，因而他自己只是由理性自身的法则所规定，任何经验的法则或自然因果法则对他都不起作用。

如果我们只承认经验的实践自由，那么自由是不存在的，道德也是不存在的，人类理性就没有任何实践的能力。

只有当我们把实践的自由看作先验的，我们才能解释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的两重性，说明人类理性的实践能力，为道德法则提供根据。

认识领域内的先验自由与实践领域内的先验自由虽然都是先验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

在理论理性范围内，自由只是先验的理念，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不矛盾的“思想”自由，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过渡。

在实践理性范围内，先验的自由则不是对于自然的假说说明而只是对人类理性的实践能力的说明，为实践的道德法则奠定了基础。

康德指出:“道德的唯一原则是相对于法则的一切质料(即欲求对象)的独立性，以及通过一个准则必须具备的单纯普遍的立法形式对意志的决定性。

这种独立性只是消极意义的自由，而这种纯粹的实践的理性的立法才是积极意义的自由”⑥。

可见，先验的实践自由虽然为道德法则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它只是关于自由的否定性规定而不是关于自由的实在内容的积极规定，因而只是消极意义的自由，所以我们必须“绕圈子”，在以自由为道德法则提供了基础之后，反过来通过道德法则来“认识”自由，再为道德法则确立真正坚实的客观基础。

（三）、自由与道德法则自由与道德法则在康德哲学中是相互印证的。

为了避免引起矛盾，他称自由为道德法则的“存在条件”，而把道德法则看作自由的“认识条件”。

1、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条件道德法则对于人类这种不是以理性法则作为其意志的唯一动机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而言，表现为规定他“应该”做什么的“命令”。

一种“命令”可以是“假言命令”，也可以是“定言命令”。

假言命令是把一个可能行为的实践必然性看作达到可能愿望的另一目的的手段，而定言命令则把行为本身看作自身就是客观必然性，即命令本身就是目的，与另外的目的无关。

康德认为，唯有“定言命令”有资格被称为道德法则，符合“假言命令”的行为则没有道德价值。

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论以及一切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实际上是以“假言命令”作为道德法则⑥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3---34页。

的，这样的道德法则是经验的法则，不是以自由为基础，而是以必然的自然因果律作为基础的。

道德法则之所以为道德法则必然是先验的，也是具有普遍的约束性。

当人类理性遵从道德法则行事时，绝不能掺杂任何经验的、感性的因素，而必须完全彻底地纯粹出于法则而行动，这样的道德法则必然以自由而且是先验的自由作为其存在的条件。

当且仅当人类理性具有相对于一切经验因素和自然作用的独立自主性时，其自身才有可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法则的道德法则，才有可能不受经验的、自然作用的影响而完全遵从这种道德法则行动，没有先验的自由就没有“应该”的存在，而只是必然的存在，而先验的自由在自然领域之上为理性自身开辟了一个实践的立法天地，只有在先验的自由基础上，人类理性才有可能超越自然法则的限制而完全遵守道德命令。

自由之所以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条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道德法则实质上是自由法则，是理性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则。

如果没有自律而只是他律，道德法则就不存在。

因此，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且是一种自由的存在时，人才是道德的存在。

2、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条件通过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从而为道德法则提供了“存在条件”，为理性的实践能力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达到的只是自由的“消极意义，”。

“自由的先验性”决定了不可能形成理论的积极知识，因此，要想确证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就必须进一步确证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但自由的先验性却又使我们无法直接确证它的客观实在性。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康德以为我们不是通过直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来证明道德法则，而是以自由的可能性为道德法则提供存在条件，反过来通过对道德法则的确证来“认识”它的存在条件，从而确证其自身。

就自由和道德法则存在次序而言，自由“逻辑上”先于道德法则，唯有在自由基础上道德法则才能成立，而就认识次序而言，道德法则“事实上”先于自由，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意识到自由，只能通过道德法则“认识”它。

康德强调自由与道德法则的相互排斥性的目的，是要我们时刻不忘记自由的先验性，并非是真正主张两者永远是相互排斥的。

实际上，当我们仅仅达到先验的自由时，自由与道德法则才是相互排斥的。

而当我们确证了道德法则并由此“认识”了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达到了自由概念的积极意义—自由即自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并不相互排斥。

康德认为，我们不能直接意识到自由，由于最初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也不能从经验中推出自由，只有我们在为自己确立准则时所直接意识到的道德法则，是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而且理性把道德法则呈现为不受任何感性条件限制甚至完全独立于它们之外的理性动机，是道德法则把我们引到了自由的概念。

离开了道德法则，自由永远也不会被我们所“认识”⑦。

道德法则的意识是如何发生的呢？康德把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规定为“一个理性的事实”。

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由纯粹理性自身出发的唯一事实，道德法则是纯粹理性自身的法则。

纯粹理性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这个法则能够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不受具体的感受和利益的、经验的、质料的东西影响，普遍法则是必然的，不是人为规定的。

可见，纯粹理性不仅有实践能力，而且在实践领域是自我立法的。

通过这个“理性事实”，我们便“认识”了自由的积极意义，自由即自律。

你之所以能够做此事，是因为你自觉到你应该做此事，于是在应该中也只是在应该中你就亲身体认了自由。

⑧⑦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9---30页。

⑧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0页。

二、康德自由观的现实意义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

其中，三大批判从先验的层面上探求了自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一批判求证了自由在逻辑上的可能性；第二批判求证了自由在实践理性领域的实在性；第三批判则保护和推进了前两大批判中求证的自由。

三大批判把自由从传统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禁锢中提升出来，并把内在自由界定为实践理性领域的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