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必有方_孔子的旅游思想_李强

2007年8月

第20卷　第4期

阴山学刊

YINSHAN ACADE MIC J OURNAL

Aug.2007

Vo1.20　No.4游必有方

———孔子的旅游思想

李　强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　要:孔子一生中有很长时间用在旅途上,远游经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对来访的远游者持欢迎态度,也鼓励读书人主动走出去,提出了“游必有方”的远游思想,用“有方”来构建儒家伦理框架下的远游观。孔子的阐述常被后人有选择地误读,说明他的旅游思想具有创新性。孔子的旅游思想强调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修学”、“游于政”等内容,也有一定的隐逸情调,为后世儒者向释道打开心灵之门预设了一种可能。孔子倡导的“游必有方”既注重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对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孔子;游必有方;旅游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7)04-0039-04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开始踏上了旅途,留下了大量优美的旅游文字,也不乏深邃的思想积累。所谓中国古代旅游思想,是指自先秦至明清,人们在旅游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发展脉络,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对文学也产生深远影响。在旅游思想从片断到体系的逐渐形成过程中,孔子的旅游实践及相关论述,值得我们重视。他基于家庭伦理的远游观,与他的山水哲学交相辉映,构成了其旅游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本文尝试分析孔子以“游必有方”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远游观,以期描绘出中国旅游思想史上之重要一支的源头和流向。

一、孔子的远游观

孔子的山水哲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基于伦理层面的儒家远游观,对人们具体旅游行为影响也十分深刻。孔子一生奔波四方,从漫长的旅途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成就了彪炳千秋的道德文章。远游经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孔子的“远游”观,也是后世文人学者“壮游”的精神源头。孔子三十四岁时就到京师洛邑观览,他的思想体系有从“礼”到“仁”的变化,此变化过程也体现在他的旅游思想中。孔子出游时,要求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颜渊》),对于无视“礼”的旅游行为,他深恶痛绝。比如,按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大夫季孙氏却要去祭祀,孔子深感痛惜,甚至发出“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这样的感叹。在游历的过程中,孔子逐步将“仁”与自然山水有机融合,形成了儒家独特的旅游思想。孔子对远游者表现出欢迎态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学而》)这种开放的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交游观,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包容外来的旅游者,无论这样的旅游者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受到目的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照顾。虽然随着旅游产业不可持续恶性开发,目的地住民心态渐渐呈现多维变化,但中华传统精神的底蕴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部分人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现出礼貌态度。这也是作为目的地人们所必需的品质,是考察目的地住民心理承载力的重要指标。这

收稿日期:2006-12-30

基金项目:本项研究获“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李强(1971-),男,山东济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副教授,著有《游必有方:十世纪前的中国旅游思想与文学》等。

DOI:10.13388/ ki.ysaj.2007.04.009

种“不亦乐乎”的“乐”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期待呢?《论语》里作了很好的回答:“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颜渊》)文化、学术交流,是接纳远方旅游者最主要的目的,并且因此能给目的地人民带来极大的人生快乐。与这种对远方客人的容纳心态相对呼应的是,孔子也鼓励主动走出去,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也是孔子远游观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孔子不仅这样亲身实践,奔波四方,而且把这样的思想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1](《里仁》)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大丈夫就应该志在四方,那种怀恋故乡、安土重迁的做法,不为道德高尚的人所认同。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则不达。”[2](《尽心上》)不错,不攀登高山,如何能涵养阔大的胸怀,感悟天地之大美,从而优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域?不历大川,如何能体悟生命的哲学之美,发出“逝者如斯夫”的千古长叹!

二、“游必有方”的伦理诠释

孔子的远游观建立在伦理层面而非审美层面,问礼求仁之旅会不会与他坚持的“孝”相矛盾?孔子确实提出了“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否与其远游观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南宋朱熹这样解释“父母在不远游”:“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3](《论语集注》)这样的说法有很大的影响力,使许多没有像孔子一样有远大志向的人,在准备迈出家门的刹那产生了犹豫,也使多少流荡在外的游子每念及此,则产生深深的自责。不过孔子这句话实际上被后人有选择地误读了,因为在“孝”的伦理框架下,孔子提出了一个新的旅游思想命题,那就是“游必有方”,正是这个“有方”,穿越了“不远游”的伦理限制,在旅游思想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礼记》云:“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卫氵是《礼记集说》)这里的“有常”实际上与“有方”是一致的。为了更直接地把握古人对“方”的理解,让我们倾听一下他们阅读此条的声音:“出必告者,欲亲知其所往之地也;反必面者,欲亲知其所至之时也;所游必有常者,虑贻亲之忧也;所习必有业者,虑违亲之志也。孔子曰:`游必有方。'此非游之有常乎?”(卫氵是《礼记集说》)这是对“游必有方”最好的说明。朱熹的理解也颇有代表性:“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则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3](《论语集注》)而且他在另一个场合也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为人子须是以父母之心为心,父母爱子之心未尝少置,人子爱亲之心亦当跬步不忘。若是远游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亲庭既远,温冫青定省之礼自此间阔,所以不远游,如或有事势须当游,亦必有定所,欲亲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4](卷二七)按照朱熹的解释,“父母在,不远游”的重点是体察父母之心,如果使远游行为纳入伦理轨道,则远游更具合理性。明代丘氵睿指出了这一点:“朱子十四岁丧父,事母尽孝,所以发明此章,曲尽孝子之心。盖非身历心验之,不能精微曲折如此。人子之事亲者,宜身体之。”(丘氵睿《大学衍义补》)可见,“游必有方”并不能否定孔子的远游主张,而是借助“有方”来构建合乎儒家家庭伦理的远游观。朱熹虽然由自身的生活经验诠解孔子的远游之意,但确实抓住了孔子远游观的伦理内核。他所强调的是赋予“远游”在伦理体系内的合法地位,反过来看,这样的远游观实际上是旅游思想对固有伦理体系的突破。

笔者在翻阅历代皇帝诗文时读到明太祖朱元璋写给翰林修撰刘泰的圣谕,说明虽然孔子开拓了儒家伦理远游观,但其影响确实是多维度的:

朕闻孔子之论孝也,亲在,游必有方,斯可谓孝矣。其人子之道,仲尼明之。朕昨与卿暇游东苑,与之语,询及尊长眷属之几。卿对昔之族属甚广,因兵大减,亲戚杳然,犹存卿与老母。老母方今八十有奇,除卿外别无侍养,见居淄川。卿云至此,朕心有警。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今虽君天下,育万民,二亲已逝。恨不生全得奉,温冫青梦寐,于心戚戚。卿母年迈,云无他养,岂不动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欲奉来就养,或弃职往侍,皆从所由,勿拘。故兹敕谕。(朱元璋《明太祖文集》)

这篇看起来很平常的官样文章,在史籍上很容易被一掠而过。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初,在对文人的任用上施行的是铁腕政策,一时间令天下士人失色。可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却借孔子“游必有方”的理论,给了翰林修撰刘泰很大的选择空间,或者“奉来就养”,或者“弃职往侍”。由此可见,历史上对“游必有方”的理解,确实存在较大分歧,有时甚至可以被当作瓦解远游合理性的重要依据。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更关注前面的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这实际上恰恰表明,“游必有方”确实是孔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