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道旅游思想理论

JISHOU UNIVERSITY

课 程 作 业

题 目：

浅论儒道旅游思想 课程名称：

中国旅游发展史 姓 名：

李润孝 学 号： 2012200895 所属学院：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 班 级：

2010级旅本3班（专升本） 任课教师：

田金霞

浅论儒道旅游思想理论

摘要：旅游思想是随着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应运而生的。我国旅游思想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分别开创了注重道德价值的“比德观”和注重个性情感价值的“比情观”。作者对这两种不同的旅游思想进行了论述，试图探寻两者对后世旅游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道家；功利主义；自然主义；比德说；情感说

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先秦诸子既是旅游的最早实践者，又是早期旅游思想观念的拓荒者。在旅游观念方面，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比德说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逍遥游遗泽后世，影响深远。

一、孔子的近游观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代表着孔子的近游观。《孝经》、《礼记》和《荀子》也有类似的近游思想。这种近游观固然与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俗有关，更主要的是儒家注重人伦的文化体现。儒家之所以提倡近游，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正常死亡和伤残现象，从而实现其“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的仁政思想。如果既要亲近自然、修养身心、陶冶心情，又要恪守孝道、奉养父母，那该如何两全其美呢？孔子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良策就是近游。这也是孔子对郊游大加推崇的原因。如《论语·先进》。孔子请弟子们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等述毕，最后是曾点道出己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击节赞赏曾点的暮春郊游，“吾与点也！”。

其实，孔子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远游。相反，他还极力提倡读书人游学、游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向》）等。不过，远游还是应该有前提的，这就是父母在世，“游必有方”。也就是在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旅游计划，把旅游路线、目的地、时间、归期等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担心牵挂。自然，如果父母去世，就不受此限制了。

二、孔子的远游观

孔子的基于伦理层面的儒家远游观，对人们具体旅游行为影响也十分深刻。远游经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孔子的“远游”观，也是后世文人学者“壮游”的精神源头。子对远游者表现出欢迎态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这种开放的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交游观，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包容外来的旅游者，无论这样的旅游者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受到目的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照顾。

这种“不亦乐乎”的“乐”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期待呢?《论语》里作了很好的回答：“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文化、学术交流，是接纳远方旅游者最主要的目的，并且因此能给目的地人民带来极大的人生快乐。与这种对远方客人的容纳心态相对呼应的是，孔子也鼓励主动走出去，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也是孔子远游观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孔子不仅这样亲身实践，奔渡四方，而且把这样的思想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大丈夫就应该志在四方，那种怀恋故乡、安土重迁的做法不为道德高尚的人所认同。

三、对于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的内涵解读

南宋朱熹这样解释“父母在不远游”：“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论语集注》）这样的说法有很大的影响力，使许多没有像孔子一样有远大志向的人，在准备迈出家门的刹那产生了犹豫，也使多少流荡在外的游子每念及此，则产生深深的自责。不过孔子这句话实际上被后人有选择地误读了．因为在“孝”的伦理框架下，孔子提出了一个新的旅游思想命题，那就是“游必有方”，正是这个“有方”，穿越了“不远游”的伦理限制，在旅游思想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上对“游必有方”的理解，确实存在较大分歧，有时甚至可以被当作瓦解远游合理性的重要依据。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更关注前面的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这实际上恰恰表明，“游必有方”确实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具刨新特点的内容之一，常常被后世胶柱鼓瑟的儒者在理论上忽视，从而在实践运用中产生这样不符台历史逻辑的现象。

“游必有方”在以下四个方面大大开拓了旅游思想内涵。

其一，远游与人生价值。“游必有方”强调的是一种积极的人世观点。孔子的远游体现出极强的实践特色。他年轻时就有过游历的经验，这样的远游并不是出于休闭目的，而是在实地考察学习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在自己的人生哲学体系还未建立对，远游更多学习交流的背景。他欢迎自远方而来的朋友，也不是仅仅关注友朋间的情感交流，而是更关注“以文会友”，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虽然不同时期的文人都有其独特的心态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命运，具体的思想矛盾也各有特点，但是孔子所倡导的积极人世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忧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则是中国历代文人灵魂的核心。积极人世精神，一方面通过传统教育，包括行政手段，一方面通过负载有这种精神的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塑造着古代文人的心灵世界，也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其二，远游与修学。孔子曾说：“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无累于人。”把远游当作积累人生经验、确立正确人生观的重要途径。孔子所主张的远游很接近目前流行的修学之旅和教育旅行。尤其是教育旅行，实际上也应该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目前不少旅游开发规划部门，并不关心“游必有方”，缺乏旅游思想内涵，将旅游文化恶俗化，从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许多景点在进行大量资金投入风光一段时间后逐渐湮没无闻，造成旅游资源不可逆损失和经济资源的浪费。孔子这种以求学、开拓视野为价值取向的旅游思想，对后世儒者影响很大，司马迁、郦道元、李白、徐霞客等著名的文人或旅行家，并非出于职务上的变动而被动旅游，他们把远游当作丰富人生经验和开拓学术视野的主要方式，通过实地考察和广结贤士，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明人董其昌在其《舟次城陵矶画并题》中写道：“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故有‘不读书万卷，不行千里路，不可为画’之语。”虽然说的是作画，但颇能道出千古文人之旅游心结。

其三，远游与“游于政”。孔子的“游必有方”包括游于政的内容，这也是孔子学术自礼人仁在旅游思想上的体现。他一生四处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主要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获得一展胸襟的机会，其“贾之哉贾之哉，我待价而沽”的人世宣言，正是代表了这种心态。只有在自己见用于世的愿望彻

底破灭后，他才真正地潜心学术和教育，开拓另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实际上孔子所倡导的积极人世精神和忧时伤世的忧患意识，也离不开孔子对游于政的开拓和实践，可以说，正是孔子百折不挠地周游列国，为后世树立了人世的楷模。到战国时期，虽然百家兴起，游士大行于世，但考其精神实质，与这种“游于政”的精神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四，“游必有方”开拓了儒家的心灵之旅。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把想象中的海岛当作自己灵魂栖息之所。曾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予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理想，引起孔子强烈共鸣：“吾与点也!”关于这段记载，孙逖认为：“昔孔门达者言志于夫子。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岂非游必有方，道在则乐?”这也是对“方”的独特注脚，应该引起旅游思想史研究的注意。以上材料说明即使在自然审美观还没有真正形成的孔子时代。在游于学和游于政之外，还存在一种与自由心灵有关的旅游之“方”，有一定的隐逸情调，虽然不是孔子旅游思想的主流，但对后世儒者向释道打开心灵之门，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迁谪文学，开启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可见，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这统一的基础就是恪守孝道。就孔子看来，不管是近游还是远游，都应该严格遵循周礼规范和人伦秩序。儒家“近游”与“远游”的理论非但不矛盾，而且是相互依存的。孔子提倡读书人郊游，去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同时提倡读书人游学、游说，去锻炼意志，实现抱负。

四、儒家“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观

在游历的过程中，孔子不仅因礼得仁，而且将仁与自然山水有机融合，形成了“君子比德”的经典旅游思想。

比德观起源于孔子《论语·雍也》中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它赋予山水以仁、智的道德品格，士人君子再从山水中学习或仁或智的道德规范，使人性得到陶铸和张扬。所谓“君子比德”，其基本涵义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品格道德有相似之处，人对自然物的爱赏与赞美，归因于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比拟、象征人的某种美德；自然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某些属性特征“似有德者”。也就是将自然物的外观特征伦理化、人格化，从观念上将其纳入社会范畴，从而使自然之美与伦理之善联系起来。“比德”就是对山水景观及其特征观照、类比和联想，将自然物的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是自然无的属性人格化。“比德”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把自然物人格化，社会化”。这是中华民族“人化自然”和“人化自身”的审美倾向。“比德”观念的出现，既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经与实用感分离，出现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明它将审美引入修身的路途，变成道德情感的满足。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更是一语中的，他说“知者达于事理丽周漉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水这种自然现象便完全道德化了。“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这说明，山长育万物，面无私求，具有阔大宽厚、巍然不动的特点，这和仁者“安于义理，厚重不迁”的特点是相通的。

儒家的“山水”比德，体现的是一种人格，究其根源，这是用伦理眼光看待山水的必然结果。“比德”的旅游观，使人类的山水意识从神的祭坛上解脱出来，而昂首阔步地来到生机盎然的人间，人和自然从异己变成了朋友。总之，孔子开创的“比德”观对中国的旅游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后，量多质高

的托景言志，触景议论、借景抒情等旅游文化，都是受这种旅游观潜移默化的熏陶而产生、发展的。

旅游山川成了儒家锻冶道德的手段。文化的实质就是“人化自然”。把山水自然赋予道德品格，是先秦时期“人化自然”的必然结果，将游览山川这种人类审美和怡情活动当作道德修身看待，是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改造世界的一种努力。正是这种“比德观”，促使了中国士大夫的山水旅游活动，使历代儒生士大夫都纵情山水，以涵养性情。由于“比德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旅游出现向善的倾向，塑造了中国旅游者的道德人格。

“君子比德”说，一方面肯定了游观山水能给仁人君子以美的艺术享受，更主要的是道德熏陶。在儒家的眼中山水并不是客观的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化、人格化、伦理化的山水。因此，它具有与仁人君子相似的道德属性。正是如此，所以，仁者“乐山乐水”，同时也能从欣赏自然中获得伦理道德的启迪。这种旅游观，重人伦轻自然，重功利轻审美，从而奠定了儒家自然审美观的基础。另一方面，“比德”说，奠定了儒家功利主义旅游观的基础。强调旅游观览是为了“克己复礼”，经世致用，即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可以说，“比德”说奠定了儒家自然审美观和功利主义旅游观的思想基础。“比德说”提高了自然山水的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资源的品位，但是，它过于强调重视社会美，而忽略了山水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美。

五、道家“知鱼之乐”的比情观

与孔子开创的注重道德价值的“比德观”相对应的，是老庄开创的注重个性情感价值的旅游“比情观”。所谓“比情”。也就是审美主体在特定情境中将感情外射、转移到物象上。其实在旅游主客体天人合一的问题上，儒家与道家殊途同归，他们都一致充分肯定人性的存在，都肯定人在审美中的主导地位。但儒家更侧重于每个人都应该以最高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来完善自我，道家则主张顺其自然。排斥人为约束，以实现人性的逍遥。老庄提出自然无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老庄生活的年代人类早已进人阶级社会、人际关系普遍异化。尤其是庄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战国中叶，耳闻目睹了当时人间的许多不平等、不自由．深切感受到了“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盗跖》) 的社会现实。基于对这种人生有限与渺小的悲剧性体悟和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庄子痛切地感到追求人类精神上的解放是人自身价值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在自然审美观方面，道家崇尚自然，反对以人文创造去破坏自然，主张内在品格与外在表现应当完全一致，从而开创了注重个性情感价值的旅游观——情感说。庄子与惠施游旅于濠梁之上，看到鱼游来游去的情景而产生了精彩对话。知鱼之乐充分体现了庄子以天合天以我的自然来合于物的自然，即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自然结合的思想。庄子对鱼有强烈的移情作用，这些情景都充分体现了庄子无己无功无名的非功利旅游思想。

庄子极其注重情感价值，这种旅游观被称为“比情观”。“比情观”以人为主体，将人所企求的美、人的感情、人的个性赋予山水，使山水感情化，个性化。准确的说，“比情”是一个审美的过程。旅游主体将自己的生命感触、情志、行为外射给了自然物，使它显示出人的生命和情志。“比情”不是一种身体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自然对象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审美欣赏不是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而是对主体自我的欣赏。实际上就是对自我品格的肯定和自赏。对自然的审美也是对自我外射的情志的肯定和欣赏。这样就实现了“比德”和“比

情”的转换。在这个审美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山水景物已经初步融合，人的主体意识焕发着惊人的光辉。当然．道家的“比情”不是无条件的，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与审美主体的情志行为必须有相似之处和对应关系，这种相似和对应在美学上就叫做“同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同声同应，同气同求。”因此，我们总是把春天万物复苏与欣欣向荣相联系，把秋日落叶飘零与悲凉肃杀相联系。同样，朝阳与朝气蓬勃，落日与沉潜隐沦，枯草、残花、败荷与浸弱哀飒，万马奔腾、江涛呼啸与昂扬高亢也都构成了我们旅游活动时的“比情”对应关系。这就是“比情观”在现代旅游中的体现。

六、道家自然主义旅游观

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成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旅游方面提出逍遥游的主张和情感说的审美观。

“逍遥游”就其哲学内涵而言，主要指一种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游于玄境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遨游，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是对于一种精神现象的哲学抽象和理论概括。而在旅游方面，“逍遥游”却代表了道家的旅游思想理论，是指不计功利，不借任何外力，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自由自在的遨游。也就是在无拘无束的遨游、漫游中去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的满足，并从中了悟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和规律即“道”——“自然皆道”。因此，道家不爱游说，只爱游学；不爱都市之游，只爱山泽之游。旅游者应去观赏万事万物的自然真貌，逍遥游就是使游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自由。它是道家虚无主义的绝对自由的处世绝学；寡欲无为，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也是崇尚自然反对束缚主张自由自在的、无羁无绊的旅游，即无己、无功、无名的超功利性旅游宗旨。庄子之所以提出逍遥游是由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作为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已对前途丧失了希望和信心。在《逍遥游》中庄子主张把一棵“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杜卷曲不中规矩”的木匠不屑一顾的大树迁植下‘无何有之乡’,人们便可逍遥自在地酣随在树翻之下得到休息,这正表达了他轻形休的审美观。

在自然审美观方面，道家崇尚自然，反对人为创造。庄子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自然状态和谐而有规律，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反对人化。因而在其名篇《逍遥游》中，我们每每能看到他要像神一样游来游去的梦想，又有劝人跟随共游的希望，更有对现世功利之徒的批判。

老子提出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的旅游观念和庄子的“逍遥游”属于“神游”观念，开启了中国传统旅游中另类的观念，苏轼的“故国神游”即属于此类。此外，庄子追述舜时的隐士选择，勾画了回归自然的真隐士的潇洒。

道家的这种崇尚自然的“逍遥游”重视自然本身的美，去欣赏自然美有重要意义。为自然审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并不是一切自然的都是美的。这种无条件的推崇自然美，否定了人文的美、艺术的美，人化的美。在认识上有片面性，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至此，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基本定型。旅游的劳作性得到肯认，而其游戏性虽然受到承认，但被套上了伦理和礼制的规范。旅游文化的主体一直以上层社会成员为基本构成，社会的下层则被农本社会束缚在土地上，甚少出游。旅游活动的发生因为主体道德修养的取向而形成相应的伦理特征。在东方的广大的区域里，

形成了以观物修身为主旨、以稳健内敛为性格的独树一帜的中国旅游文化体系。

七、学习“比德观”和“比情观”的现实意义

儒家旅游者是用伦理化、人文化的观点去欣赏自然山水，所以他们眼中的自然山水也具有伦理特征；而道家旅游者是用一种超然的、非功利性的眼光去观照自然山水，所以他们眼中的山水也就是未受人文功利濡染的客观的自然山水。从另一角度来说，庄子的逍遥游，旅游主体（旅游者）和旅游客体（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所以是心游，而儒家的旅游，功利性色彩浓厚，尚未超脱世俗，所以依然是身游。

无论是儒家功利主义旅游思想，还是道家自然主义旅游思想，都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前者以比德观念来看待山水之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比性、协调性；而后者以情感观念来强调人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依赖性。无论是“比德说”还是“情感说”，都表明了当时人的山水意识已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都将人性美与山水美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这两种旅游观对后世的旅游文化结构都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吕盛的时期，一般都是儒家功利主义旅游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在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制度衰亡的时期，一般都是道家自然主义旅游思想占主导地位。当然，不管是孔子还是庄子都是中国旅游思想史上的拓荒者，他们的旅游思想都属于中国旅游思想宝库中的弥足珍贵的珍宝，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有助于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过去，人由于无法认识自然，把自然界看成人类的异己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对自然界有了逐步了解和探索。改变了敌对的状态，自然为人所用，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才有了亲和的审美联系。人是逐步对特定自然物赋予一定内涵、意义。获得审美的文化认识的。借助道德伦理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是儒家“比德观”的核心，它要求智者、仁者不光要乐水、乐山，更要爱水、爱山，把大自然当作朋友，爱护大自然，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道家的庄子更是一位旅游大师，他以逍遥游的态度来对待大自然，将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心旷神怡、物我两忘的美好境界。由于庄子在旅游中获得了很大的审美愉悦和身心快感，所以他明确地提出了保护旅游资源的思想，主张“天而不人”，以天然为美。在他看来，越是自然越少人为的成分就越美。大自然在他看来最少人为成分，因而是大美、全美。但庄子也知道如果一切听任自然，完全不用人为，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庄子·山木)中他提出了衡量人为之美的标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也是我们进行现代旅游开发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现代旅游更讲究“原生态”，所以，对资源的保护和对景区的生态治理在如今就更显得至关重要。

2、有助于导游提升自身的审美水平。更好地为旅游者服务

面对绮丽婉秀、险峻雄奇的名山胜境，旅游者能体会到不同的审美感受。但若旅游者来到北京的圆明园或者贵州的龙宫，如果没有导游的介绍、传递相关的审美信息，就很难从断垣残壁或天然钟乳石中领略到旅游资源的神韵了。导游要因势利导，适时地指引旅游者从最佳的方位或最佳的角度去欣赏美，才能把蕴涵在风景文物中的文化传递给旅游者，使其产生更为深刻的审美体验，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享受。由此可见，导游不仅是审美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旅游者审美行为的协调者。导游加强自身的审美修养是非常有必要的。学习好“比德观”和“比

情观”是导游讲解好我国自然山水的基础，能对导游讲解增色不少。如：看到松树，就联想到“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感受到道德一贯、节操坚贞的品格；看到竹的径直、心空，就联想到坚定不拔、正直、高节和虚心的品德，其他的如兰之芳心、梅之傲寒、菊之凌霜、荷之出淤泥而不染，蜂之勤劳，龟之长寿，鸳鸯之雌雄相守、感情专一等，都可作为导游讲解的内容，使旅游者在欣赏自然山水时产生审美共鸣，从而感受到庄子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

综上所述，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比德观”，老庄所开创的道家“比情观”都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旅游理论的重大发展与进步，无论“比德”也好，“比情”也好，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神秘、异己变为理解、亲和；都表明人的山水意识已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都将人的道德，情感和山水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是世界旅游文化的瑰宝。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向旅游业提出了经济和文化共同发展的双重要求，我们应该将儒、道家思想置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环境中，着眼于历史演化和中外比较，密切结合国情和现实需要，全面系统探讨儒、道家思想与旅游文化的关系，为构建积极向上、不断创新的旅游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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