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院《蔡家大院的故事》

濮院《蔡家大院的故事》

濮院何来蔡家大院？濮院有朱家厅、闵家厅、夏家厅……是的，可是稍上一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庙桥堍下的寺前街2号，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设有濮院文化馆一事。每逢假期，我常去那儿阅报。一次，有人招呼：“25号，来打盘乒乓！”我一犹豫，才领会是在向我招呼。因我穿的是学校统一做的汗背心，前面印着舒同写的“实践”两字，是班级名；后面印的号码，是我的学号。可见此馆在设有阅报处的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间，设有乒乓桌，可打乒乓。此馆址早先是陈家厅，但在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却住着一蔡姓人家。陈家有一后代，当时误染毒瘾，一时毒资无着，便变卖家产，今天卖窗，明天卖门，所以这陈家厅慢慢就改了姓，姓了蔡。蔡家大院，面对庙桥港。石帮沿有石台阶可下，供洗菜洗碗之用。当时没有自来水，吃水用水全靠市河。石帮沿上还有缆船石，经常停靠小船，甚至小火轮、快班船也来往其中。蔡家大院的主人——蔡冠洛（字丏因，号可园，别署梅花泾寓公1890—1955）手拎皮包，经常从石台阶跨入船中，前往嘉兴，再转往台州、绍兴、上海一带教书谋生。从石库门进去，便是一个天井，左右两厢房，常住着蔡家的亲戚、帮佣等人。大厅西边便是用作厨房的西披间，常见身材矮小的蔡师母在忙碌着。蔡家原先不是濮院

人，蔡先生原籍绍兴诸暨，蔡师母是山西人，所以讲话时，都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大厅与一般江南民居无异，一排落地长窗，方砖地面，廊柱下面有石鼓礅，鼓礅石下面有仰盘石，粗大的廊柱上当年还有漆制的楹联。是蔡家接待客人的地方，有八仙桌可供全家吃饭，有茶几和椅子可供休闲。大厅尚有足够的空间，供蔡先生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思考着什么。临窗还有一藤椅，每逢夏天，蔡先生手持大蒲扇，硕大的身躯靠在椅背上，嘴里念念有辞，哼叽哼叽，不知是背诗经，还是背佛经。靠后窗的折襟板下，有一张画桌，铺着宣纸，放着笔墨，蔡先生常在上面写写画画。他的字被《濮院历代名家字画选》所收录，自有评说。他的画，见过的人不多，我是亲见者，我不但看过他的画，也看过他作画。从他那里学到，如画鸟，只须一笔，中间一曲就行。如画树，只须四笔，就象现在的“丰”字。当时看到，吃惊不小，所以至今还记得。从东面扶梯上楼，包括东厢楼、西厢楼，共有11间房，中间是佛堂，供奉着两尊石佛，如今早已不知去向。一间大的是书房，安放着一个巨大的树桩，是从濮院乡间野猫桥觅得，雇了四个人才抬到楼上。另外就是日本人侵占上海时，从世界书局搬来的十二只玻璃书柜，当时为濮院人所罕见，更不用说里面放满的线装本和精装本书籍了。太阳和熙地照进来，映照在玻璃书柜内精装本的烫金字上，蔡先生在家的日子，多数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手不释卷，目不

旁鹜，所做的就是天下第一大好事——读书，间或也在一张硕大无比的写字台上写作。楼上其他房间或作客房，或作贮藏室，或作卧室，除了主卧室外，其他房间还住着蔡家的一子二女：铭绍、铭新、铭华。于是大院里便常常听到蔡先生、蔡师母呼唤子女的声音：绍！新！华！孩子们的到来，也使大院充满了热闹和活力。铭华在60年之后，尚能回忆起当年曾拉着我去香海寺看刚办起的梅泾中学学生们上体操课，并模仿他们的动作做体操的情景。铭绍、铭新几乎比我大一辈，他们身处战乱动荡年代，过早地走进社会，但稍长大，兄妹俩一起养蜂。铭绍，又名大可，写在一起便是奇，所以又名蔡奇、蔡英奇，笔名绿野，可是当时镇上的儿童偏偏读讹了，便叫他蔡哥哥，把蔡家大院叫作可园里。有一段时间，蔡哥哥从上海弄回了许多动物，于是可园便成了动物园，穿山甲、猴子、鹦鹉都养着，惹得大人小孩都跑来看。对于这几个孩子，先生和师母自然少不了操心和担忧。客厅后，又见一天井，因没有左右厢房，显得略大些，只放着几只石凳和石水架之类。便步入第二进——花厅。当时尚住着房东家的人及租赁房子的我父亲一家，我的三个姐姐，我及一个弟弟，都出生于此厅的楼上。厅后尚有一些平屋，堆放杂物，用作柴间灶间。从边门出便是寺湾街，与林熙之医师家为邻。从后门出，便是一大空白场，可以俯视整个香海寺遗址。两棵巨大的银杏如华盖般地罩着大地，晴朗的日子，还可以看

到银杏上的蓝天白云和蓝天上盘旋的鹞鹰。我家出前门，必通过蔡家；蔡家走后门，也须穿过我家。蔡家自磨豆腐、豆浆、便招呼我家一起享用；他家客人多，一时情窘，便来我家借米，也是常事。客人前厅坐不下，便涌到后厅来，特别是蜂协开会，后厅自然也成了会场。江南一带，自古读书风气甚盛，尤为绍兴。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中国之大，各地地方官里师爷一族，竞非绍兴人莫属。蔡冠洛生于1890年，自幼读私塾，打下坚实古文基础，弱冠之时，即东渡日本留学，接触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辛亥革命时，他已21岁，所以有参加同盟会一说。同盟会是松散的反清革命组织，留日学生急进者居多，特别是绍籍学生，徐锡麟、秋瑾，即是他的前辈和榜样。所以蔡冠洛为同盟会会员一说，可信度甚高。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蔡已回国任教，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更是无可置疑的。蔡冠洛是中学老师，民国时期没有铁饭碗，实行聘任制，所以并不固定在某校任教的。战前战后，断断续续，在省内一些中学教书，以在绍兴一中任教时间为最长。长子命“绍”，可见1922年铭绍出世时必定住在绍兴。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至今尚留有蔡冠洛刻石，矗于一井旁，文颇长，为“饮水思源”的意思，与他的斋名“思来处”不谋而合，可见他也曾任教于春晖中学，他家于20年代末，始迁居濮院，住在东市众安桥堍，不久即迁入寺前街。当时国立省中名师月薪在银元百元左右，养活一家绰绰有

余，所以时有一些老家的亲友前来帮衬投靠。1965年秋，我在杭大外语系读大四，去绍兴一中实习，获知蔡先生的更多情况。那年，我被分配初中部任教，该校前身就是秋瑾创办的大通学堂。那天，冒着秋风秋雨，独自一人先闯了进去，不料误入秋瑾当年的议事厅，厅前一个方型的石砌水池，雨正大，天色又暗，进去一看，空空荡荡，一抬头，一整排的烈士遗像：秋瑾、徐锡麟、马宗汉……不禁毛骨悚然起来，久久肃立，不能动弹。这个地方目前已开辟成纪念馆了，大通学堂也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但当年我就是在那里教到我的第一批学生的。我的指导老师是年近60年的诸柏春老师。第一天见面，他一听我的嘉兴口音，就说我向你打听一个人，接着用笔写下了蔡丏因三个字，又说这个“丏”字，读mian，不是乞丐的“丐”字。原是本校老师，他的同事，国学根底很好，未知你有否听说过他。我告诉他我与蔡先生同住一个院子，是他的邻居，又说了我所了解的他的一些情况，他听后不禁唏嘘感叹。他便告诉我，绍兴一中当年有鲁迅先生的表弟郦辛农，在1921年首先发起养蜂，响应的人很多，但蔡先生是唯一坚持下来的人，成为蜂业专家和创导者。他本人也受到影响，至今还在家里养着几群蜂呢。1996年我又到绍兴一中开会，适逢绍兴一中的百年华诞，在参观校史展览室中，又看到蔡冠洛的大幅照片和文字资料，称他为绍兴一中语文名师。也了解到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该校校长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