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亚当斯密生平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的科卡尔迪。

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苏格兰的军法官和科卡尔迪地区的海关监督。

母亲玛格丽特是该郡斯特拉森德利地方的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

老斯密在儿子出生之前几个月即去世，所以，斯密是个遗腹子。

斯密和他的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终身未婚，对母亲怀有美好的眷恋和敬意。

据说斯密小时候长得非常瘦小，而且很早就有独自发呆和自言自语的习惯，这个习惯伴随着他一生。

4岁那年，斯密曾经被一群路过当地的吉卜赛人拐走，后幸被解救。

9岁开始到14岁，他在当时苏格兰地区第一流的中学——科卡尔迪市立学校读书，10岁那年斯密开始学习拉丁语。

在斯密开始懂事的年代里，他生活的地方科卡尔迪不过是一个只有1500多个人口的小市镇。

但是同大城市相比，这个小市镇是一个人了解社会的最好观测所。

在这里有农村社会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的一切，比如爱好、苦恼和性格等等，都表现得比较充分。

斯密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在与各色人等的接触和交往中成长起来的。

可以说正是这个小市镇给了斯密最初观察人性和研究社会的素材。

斯密后来思维的材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史学素养，一是他早年开始对人的观察。

在学校里，斯密是一个学习勤奋、酷爱读书、记忆力很强的引人注目的学生。

到14岁，他在古典文学、数学等方面都已经充分具备了进入大学的能力。

1737年10月，未满15岁的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他与这所古老大学的毕生情缘。

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西北部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但是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有一批著名的导师。

斯密在这里学完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的教授都是非常卓越的人物。

邓洛普教希腊语，希姆森教数学，哈奇逊讲授伦理学。

斯密从这些导师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弗兰西斯·哈奇逊，是很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无与伦比的讲课大师，是对斯密的学问和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师长。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斯密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在回想起这所古老的大学对他的恩情时，深情地说道“哈奇逊令人永世难忘”。

在斯密交往的师长和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哈奇逊那样启迪他的良知，指引他前进的方向。

虽然也有人说，休谟和魁奈是对斯密影响最大的人，但是要说斯密是谁的学生，大概只能说他是哈奇逊的学生。

哈奇逊崇尚自由、思想解放、性格温良、口才极佳，深得当时学生的爱戴，他的仁爱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思想[2]虽然在后来受到斯密的批评，但是他对社会运行的乐观主义的气质还是对斯密的理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哈奇逊对斯密的多方面的影响，雷在他的《斯密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斯密相信哈奇逊宣传的宗教上的乐观主义，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哈奇逊鼓吹的热爱自由和理性的观点也被斯密接受。

在一些具体方面，如法学，斯密曾经对人承认他讲授法学时提出的财产权的理论是从哈奇逊那里得到启发的；伦理学方面，他的整个《道德情操论》无疑是哈奇逊的影响下形成的，据说这部书的框架在他作为学生听哈奇逊讲课时就已经形成；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萌芽最初是在哈奇逊的课堂上提出的。

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中，有一个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他为斯密树立了一个理论的靶子，使得斯密得以形成自己独到的思想体系。

1741年，斯密在从格拉斯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之后，作为享受斯内尔奖学金的学生（每年40英镑），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读书。

一直到1746年左右才离开巴利奥尔学院。

斯密在牛津上学的时期，正好是学校教育的一大黑暗时期，课堂里充斥着低劣的讲解和毫无意义的讨论。

教授们无心施教，无视学生的要求，对流行小说的兴趣远比对伟大经典要高。

学校里面派系林里，教师之间钩心斗角，乌烟瘴气。

所以，在这个时期曾经就读牛津的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对其不仅没有感恩之情，反而厌恶之极。

巴特勒、吉本、边沁等先后在这所学校的著名人物都在很多场合抨击过牛津的腐败。

斯密在他一生中的多个时期都曾经谈到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和感受，认为这个当时英国最为富裕、资金最充足的学校已经成为各种陈词滥调和腐朽偏见的避难所。

斯密认为，牛津的堕落是由于这所学校的资金分配制度太糟糕。

虽然斯密对牛津大学予以强烈谴责，但是他不同于吉本和边沁，并不认为在牛津的六年是虚度年华，甚至对牛津心怀感激，原因不是这里的教师或者是这里的学术氛围，而是巴利奥尔学院有一个在牛津大学中算是最好的图书馆。

斯密在牛津大学读了很多经典著作，但是由于过分用功，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在牛津，斯密过得并不愉快。

1746年8月，斯密离开了牛津，再也没有回去。

此后一直1748年秋，斯密都呆在老家科卡尔迪，期间没有找到固定工作。

但是1748年冬季，他受聘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成功开设了英国文学这门当时还极少有人讲授的课程，并汇编了班戈的威廉·汉密尔顿诗集。

在做这两件事上，斯密受到了当时爱丁堡法律界的头面人物亨利·霍姆即后来的凯姆斯勋爵的指点和帮助。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很多思想得益于这位凯姆斯勋爵的启示。

斯密本人对凯姆斯勋爵极为敬重，后来，当他因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被称赞为是给苏格兰带来巨大声誉的伟大作家时，斯密说：“是的，但我们大家都应该把凯姆斯尊为老师。

”斯密在青年时代为诗歌而着迷，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有名的诗人，他对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极为熟悉。

但是，这个做诗人的愿望只是有助于他讲好英国文学的课程。

命运似乎对他另有安排。

1749年冬，斯密开始撰写经济学讲义，以便为1750－1751年的经济学课程作准备。

据考证，这个时候的斯密在大学时代的老师哈奇逊的影响下已经坚信自由贸易学说，并在讲课中鼓吹这个理论。

1750年，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劳登去世后不久，格拉斯哥大学的评议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选27岁的斯密受聘继任这一职务。

由此开始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长达13年的大学教书生涯。

按照苏格兰大学中传统的学科分类法，逻辑学讲座的范围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讲座的范围包括法学和政治学。

斯密一开始讲授了大约一个学期的逻辑学课程，并在1751年的10月起又开设了法学和政治学。

但是由于讲授道德哲学课程的克雷吉教授去世，他又于1752年4月29日被任命为克雷吉的继任者，成为道德哲学教授。

他原先担任逻辑学教授一职空缺，据说，大卫·休谟曾经十分希望得到斯密所空出来的这个逻辑学教授的职位，但是由于学校中的保守势力对他的思想倾向有些不放心，最后没有通过他的申请。

这件事情给予休谟的打击非常大。

而一生中颇为顺利的斯密于1752年4月正式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并于同年成为格拉斯哥文学会会员和爱丁堡哲学学会会员。

据曾经听过斯密道德哲学课程的学生和朋友米勒记忆，斯密把道德哲学这门课分作四个部分。

第一卷是自然神学，主要讨论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上帝的特性，并考察了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各项原则。

第二卷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伦理学，讲义的主要内容是他在后来的《道德情操论》中所表达出来的理论。

第三卷则是他较为详尽地论证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这实际上是后来《法学讲义》的内容。

据米勒回忆，在第三卷的讲授中，斯密似乎遵循了孟德斯鸠提出的方法。

其具体内容的一部分斯密一生都在试图将其整理成一部法学专题的著作出版，但是最后未能如愿。

同样在这个第三卷中，斯密讲授的内容的一部分就是后来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的基本思想。

斯密在开设道德哲学讲座以后，还有时讲授美学和哲学史，并利用旧讲义讲授文学。

据说斯密在讲课时，无论讲什么问题，都爱扯到文学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密的课既深刻又生动，对学生的启发很大，学生都非常喜爱听斯密的课。

“他论证问题的方法是先旁征博引，从各个侧面举例提供佐证，然后再一步步上溯到要论证的命题或要说明的普遍真理。

学生既从中受到教育，又享受了无限乐趣。

他的学生回忆，斯密自己常常表白，他讲课时要比其他大多数教授更加重视学生的反应。

他甚至有时会从学生中挑选一个表情极为丰富的，来判断自己讲课的效果。

由于讲课上的巨大成功，斯密早在他的著作出版之前已经是格拉斯哥的名人。

斯密在讲课中的主张常常成为人类讨论的话题，书店的橱窗里摆着他的半身雕塑像，人们甚至竞相学习斯密讲课的腔调。

但是，人们对于斯密有一丝的不满，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休谟”的密友。

斯密的宗教主张值得作一些考论。

据雷的传记，斯密对宗教问题从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大学的教堂中做礼拜时神情也不够严肃，常常面带微笑；他刚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时还向学校的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每天开始讲课时可以不必做祷告；他讲课前的祷告听起来有很浓的自然神教气味。

……等等。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他的自由贸易理论。

据说，当斯密于1963年底离开格拉斯哥时，全城的人都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信徒，以至于当另外一位主张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学家[3]来到这里宣讲自己的理论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

有越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斯密的讲义中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国富论》中的基本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体系。

斯密甚至在格拉斯哥经济学会上正式宣布自己是天赋自由学说的创始人。

由于斯密为人仁厚，他的讲课的内容常常被学生的论文加以利用，而且也不注明，所以很多本来应该是属于斯密的原创性思想被记在其他人头上了。

比如，著名的弗格森就曾经大胆地利用了斯密课堂的内容，形成了《文明社会史论》这部成名作。

1758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的财务主管，一直到1760[4]年。

1759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第一版出版，马上引起好评。

关于该书所受到的欢迎，休谟和伯克都曾经在他们致斯密的信件中做了描写。

休谟曾经在信中善意调侃斯密，说他的书所遭遇的是最为不幸的事情，因为一部学术著作引起普通公众的喝采和追捧决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1761年该书出了第二版，同年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副校长，一直到1763年。

1762年5月，斯密获得格拉斯哥市荣誉市民称号，10月获得格拉斯哥大学法学博士称号。

1763年底，斯密接受了汤申公爵的邀请，担任其子的私人教师，并陪同其赴欧洲大陆游学。

1764年1月离开格拉斯哥，2月13日抵达巴黎。

1765年10月前，他和小公爵一直在图卢兹，在此后到次年11月返回英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先后陪同公爵拜访了伏尔泰、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魁奈、米拉波、杜尔阁等法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特别是与重农学派作家的交往，使斯密受益匪浅。

[5]由于有高额年金的保障，斯密衣食无忧，彻底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在老家科卡尔迪写作《国富论》。

[6]1776年3月9日，《国富论》第一版出版。

同年挚友休谟去世，成为休谟遗嘱的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