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

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流派特征逐渐明朗且形成合力，不仅在《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在《山海经》科学价值、《山海经》经文破译等新论题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关键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正文】《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

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

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

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着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

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着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

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搜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

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

）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

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

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

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

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

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

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

二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

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

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

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

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

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代发表的常征《〈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

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

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

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

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

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

”）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

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

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

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

”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

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

《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

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

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

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

）。

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