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猪龙、凤鸟图腾崇拜原因探析

红山文化猪龙、凤鸟图腾崇拜原因探析

作者：吕富华杨福瑞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

摘要：一个族群选择何种物类为图腾，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和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红山文化对猪的崇拜主要来源于狩猎和饲养业，而后在氏族社会的发展中则升华为图腾。而对鸟的崇拜观念可能源于一种敬畏心理，继而形成另一族群的图腾。最终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形成了不同的氏族族群和不同的图腾制。

关键词：红山文化；猪龙；凤鸟；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01-03

笔者曾撰了《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与图腾崇拜》一文，讨论了红山文化氏族社会发展与红山文化图腾制的关系以及红山文化图腾崇拜的状况，限于篇幅，没有论及红山文化为什么会以猪龙、凤鸟为其图腾的对象。本文将依据“猪首龙形”玉器和“鸟形”玉器等考古材料，继续分析红山文化猪鸟等动物崇拜到“猪龙”、“凤鸟”图腾的原因及其过程，以诠释红山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

一、从猪崇拜到猪—龙图腾

“猪首龙形器”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目前对已被确认的属于红山文化的“猪首龙形器”数量还不能作确切的统计，包括发掘、采集、传世的大体有数十件之多。郭大顺曾对传世和收藏的此类玉器有过统计，有十余件之多[1]。在数十件猪首龙形器中，明显的呈现出三类：一类是较大的“C”形猪首龙。卷体呈“C”形，首颈部外侧饰以长鬣，吻部略长而稍上翘，目突起作棱形或长圆形。三星他拉玉龙、东拐棒沟玉龙、故宫博物院玉龙、傅忠谟玉龙均属于此类。一类是猪首较为清晰的玦形器，其共同特点是以玦体成形，体躯肥硕，首部大而明晰，短立耳，圆睛，吻部有多道皱纹，这类玉龙达二十余件。一类是猪首的直形器，分双首和单首。双首直形器，其共同特点是两端雕有猪首，一件为玉璜式，另一件有三孔。单首直形器即“丫形玉器”。以上三类不同的猪首形器反映了红山文化中一个部落集团里不同的氏族图腾崇拜。除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件“C”形龙和傅忠谟收藏两件“C”形龙不能确定出土地以外，其余两件“C”形龙同出一个地区，极有可能是一个氏族分化出的伴偶族，或者是整个以猪为图腾对象的氏族组成的部落的统一徽帜。而猪首较为清晰的玦形龙在龙形器中数量最多，分布的地区也最广，不仅在大凌河流域存在，在老哈河以及西拉木伦河流域也同时存在。他们应当说是猪图腾崇拜中的最具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氏族。城子山“双猪首形器”和东山嘴“双猪首璜”应是最亲近的一类。“丫形玉器”也是猪崇拜集团中的最亲近的一类。三类猪首形器在泛辽河地区不断被发现和出土充分说明在上述地区存在着红山人自己能够分辨的众多的“猪氏族”，形成了“猪氏族”集团，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图腾崇拜——猪。随着氏族社会发展，他们的崇拜内容不断丰富升华，即把红

山先民对事物的共同认识——“龙”的观念与原有的猪崇拜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猪龙图腾文化。

红山文化先民为什么以猪为自己的图腾物呢？依着图腾理论的解释，图腾崇拜对象的选择应是与本氏族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应该说源于红山先民的猪崇拜，从猪崇拜到猪龙图腾有相当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因此有必要弄清猪与红山文化中一些氏族的关系。猪是中国史前文化中最早驯化成功的家畜自不待言，这里只说泛辽河流域史前人类的狩猎业及家猪的驯养。现有考古材料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葬猪习俗，在兴隆洼M118中，墓主右侧葬有两头整猪，一雌一雄，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一半的位置。刘国祥先生认为：“墓主人右侧埋葬的两头整猪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随葬品，可能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2]在兴隆沟遗址室外灰坑H35中，相对摆放着2个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呈“S”形躯体。刘国祥把它同赵宝沟文化（距今7400～6700年）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猪龙图案以及红山文化玉猪龙的造型相联系推断：“H35底部摆放的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代表了当时人心目中的猪龙形象，具有鲜明的宗教祭祀意义，这也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的形态。”[3]由此推知，在兴隆洼文化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经济形态中，狩猎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狩猎活动中，又以猎获野猪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因此，野猪首当其冲地成为他们的崇拜的对象。大量猪头骨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被发现，说明兴隆洼文化存在猪崇拜的观念是没问题的。但是，笔者不认为兴隆洼文化的猪崇拜“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因为，这时的猪还只是一种随葬品，并没有把这种崇拜生华到用于区别氏族的抽象徽帜。晚于兴隆洼文化的赵宝沟文化中同样有葬猪的习俗。以赵宝沟遗址为例，可以鉴定的脊椎动物骨骼标本共538件，动物的种类有猪、马鹿、斑鹿等14种。其中，猪骨标本共138件，最少个体数为9件[4]。在以“狩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5]或已经进入家蓄饲养阶段的经济中，无疑猪的猎获或饲养都是最主要的种类之一。赵宝沟人在经济生活中对猪的依赖，促使猪崇拜的观念在不断的升华，这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可以得到证明。1984年，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磨光陶尊，尊体上压划着具有夸张性的猪、鹿、鸟三种灵物图案。其中的猪形纹，柳叶形的细目，长吻前伸，獠牙上拱。最有特色的是猪形纹的躯体，盘转卷曲，俨然蛇身。这种动物图案反映了赵宝沟文化进一步的动物崇拜观念，把三种灵物压划在一件陶器上，除了灵物崇拜以外，还反映了氏族之间的一种关系，但仍然不具有图腾崇拜的宗教意义。到了距今约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发展到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但狩猎业仍然是重要的经济门类，尤其是由狩猎业脱胎出来家蓄饲养业的产生，使一部分野猪便成了家猪，与红山文化先民日夜相伴，先民们对猪的认识更加深刻，自然对猪的崇拜悠然升华，并把原来对众多动物的崇拜逐渐汇集到对猪以及其他少数动物身上。红山诸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鹿骨一点也不比猪的少，为什么对鹿没有像猪那样崇拜呢？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鹿没有进入红山文化饲养业的行列。这种经济的变因，引发着红山先人的自然崇拜观念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他们已经不满足只在墓葬中随葬动物骨骼来体现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要把全氏族最为崇拜的对象的形象创作出来并结合在一种他们认为同样重要的物质上，来作为本族的徽帜并与其它氏族相区别，于是红山先民的宗教观念便由原始的动植物崇拜发展为图腾崇拜了。红山文化的“猪首龙形玉”正是在氏族社会的不断分化增多以及图腾观念的发展中产生的。至于说猪繁殖能力强以及肥硕均是红山文化猪图腾崇拜的因素是值得商榷的[6]。那么与猪首结合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