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文体特征

赋的文体特征颂之流亚”。

同时它还指出了赋的特征，与诗为类。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古籍进行了分类，也将赋和诗分在一起，称之为“诗赋略”。

这不仅是班固自己的认识，也包含了班氏所继承者刘歆的认识。

《艺文志》在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

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班固的看法是两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也是后世普遍承认的定说，值得重视。

其次，《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

’”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不歌诗，而是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称之为赋，可见赋在这里是作动词用。

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已经不需要同时也没有机会运用背诵几句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

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

于是，这种“不歌而诵”的流传形式，便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遂称为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由原来的动词而变成名词了。

这样，以“歌”与“诵”来区分诗与赋，可谓抓住了赋的特征。

赋虽然和诗一样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与歌曲无关，也就是说赋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

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也不能由此而否定汉代以“歌”与“诵”来划分诗赋的时代意义。

“不歌而诵”虽不能概括赋的全部特征，但它仍不失为对赋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探本之论。

所以这一概括，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们所常常征引。

再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这种看法最为人们所公认，因为它准确的概括了赋的基本特征。

先说“铺采摛文”。

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

《周礼·春官·大师》“曰风、曰赋、”郑玄注：“赋之言铺，其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刘勰所说的“铺采摛文”，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铺陈词藻，彰显文采。

主要是讲写作技巧，一方面是强调文体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文体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二者相辅相成，这就从写作特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讲清了赋的特征。

再说“体物写志”。

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

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写“志”，即言情。

《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这主要是讲诗的抒情特点。

晋代的陆机作《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

”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

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体“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

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摛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通过“铺采摛文”的夸张手法，写出了上林苑的水势、山形、虫鱼、鸟语、花木、珠玉、宫馆等景物，以及皇上在上林苑中大规模田猎的逸乐情状，所以刘勰说此赋“繁类以成绝”。

东汉写衍的《显志赋》，也同样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反复写自己寻求崇高志向与情愫的情景。

可见，赋体文学的状景写情，都是以铺陈直叙为特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

”一、赋的流变赋产生于战国（前475年——前221年）后期，当时的代表人物是荀卿和宋玉，他们是最早以“赋”命名的作家。

此后的两千多年间，赋在不断发展，几经变化，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种具有独特的赋体作为它的标志。

1.大赋大赋，也称古赋或汉赋，一般相对小赋而言。

这种赋体兴起并盛行于两汉时期，从楚辞发展而来，以枚乘的《七发》为开端。

代表作品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扬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左思的《三都赋》等。

这种赋的特点，大都是以问答为骨架，喜欢用古文奇字和双音叠韵词，凡铺排扬厉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骈语，叙述和提顿的地方常用散句。

一般说来，其体制宏伟，结构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颇有一种“包括宇宙，总览人物”之风貌。

动辄两三千言，或者四五千言，乃至近万言。

其内容多为描写宫苑游观，铺陈大都名邑，渲染出猎气魄等。

这种赋休，好用典故，文辞艰深、晦涩，不易读懂。

作者常于结尾处显示讽喻之意，以表明作赋的主旨，但往往是“劝百讽一”，适得其反。

2.骈赋骈赋，也称为“俳赋”，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种赋，是在大赋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骈赋体。

它始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

“骈”，即骈俪，是指字句的对偶。

骈赋主要的特点是：句式整齐，文辞华美，对仗工稳，韵律和谐，炼词熔典都非常讲究，多以骈四俪六为节奏单元，以连缀丽藻雅词为谋篇根本。

和大赋相比，则少有铺陈文物、堆砌难字僻词的现象，还比较重视对情景的描述，呈现出较多的诗体美和音乐美。

孙梅在《四六丛话》论到赋的演变时说：“左（思）陆（机）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日事研华，古（大）赋一变而为骈赋。

江（淹）鲍（照）虎步于前，金声玉振；徐（陵）庾（信）鸿骞于后，绣错绮交。

固非古音之洋洋，未如律体之靡靡也。

”这里所提到的几位名家，也都留有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传世，如陆机的《文赋》，江淹的《别赋》，鲍照的《芜城赋》，徐陵的《鸳鸯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等。

3.律赋律赋，这是古代赋体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骈赋的基础上形成的。

“律”，是指格律，也就是作赋必须严格遵守对仗、声律的要求，不得随意而为，和写格律诗相似。

律赋的出现和定型，是与唐代科举取士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的进士考试，既要作诗，也要写赋。

律赋的形成大约在唐中宗时期，其主要特点是：首先，讲究押韵。

比起骈赋来，更为注重音韵的平仄协和。

一般由考官或皇上命题，出几个韵字，规定几类韵脚，按韵作赋。

后来逐渐定型，限用八韵。

如唐代一次考《旗赋》，便以“风日云野、举国清肃”为韵脚，依次押韵，不得颠倒错乱。

其次，强调对仗。

大家知道，骈赋最重视的是对仗，讲究骈四俪六，要求严格。

而律赋在对仗、锤炼字句上比起骈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篇幅较小。

一般说来，字数为四百字左右。

如王启的《江南春赋》，只有361字。

所以李调元在《赋话》中说：“唐时律赋，字数定限，鲜有过四百者。

”最后，开头破题。

律赋作为应试文休，要求开端就要扣题，词旨既显豁，又不浅露。

如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试《日五色赋》，李成则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开篇点题，为时人所称，一跃而成为状元，传为佳话。

韩愈、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名家，都有律赋传世。

4.文赋文赋，这是古代赋体文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唐代古文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新赋体。

它一反骈赋和律赋在对偶、用韵方面的限制，强调像散文那样无拘无束，自由挥洒。

其代人物为欧阳修、苏轼、杨万里、范成大等。

文赋与大赋、骈赋、律赋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结构别致，议论纷呈，句式松散等几个方面，这在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杨万里的《浯溪赋》，范成大的《馆娃宫赋》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从总体上说，赋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体裁。

骈赋、律赋侧重抒情与辞采，就声律方面看，接近于诗；而文赋则结构松散，句式灵便，从这行文面看，更近于散文。

所以，宋代的著名文赋作品，也可以当作散文来欣赏。

值得注意的是，文赋并不完全排斥对偶，有时也在运用这种形式。

如欧阳修《秋声赋》中的句子“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

苏轼前后《赤壁赋》中的句子“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便是很好的例证。

另外，文赋也同样用韵，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就有十二次换韵。

与律赋不同的是，不那么太受约束。

三、赋的特点赋是同诗、词、曲并列的一种特殊文体，在长期发展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赋必押韵赋既然是诗与文的结合体，亦诗亦文，在体制上要求必须押韵；不押韵就不能称为赋。

不过，赋的押韵不像诗那么严格，无须一韵到底，也可以平仄兼押。

归纳起来，有四点。

首先，可以换韵。

一般说来，赋的篇幅较长，几百字，几千字，甚至上万字，这就无法一韵到底，须中途变换。

有的大赋，换韵竟达几十次，乃至上百次。

像左思的《三都赋》、庾信的《哀江南赋》，都换几十次。

其次，适应段落。

赋的换韵，往往与内容段落相一致，有些赋家则用换韵来表示段落，提示内容。

如江淹的《别赋》，许多段是一韵到底的，换韵则另起一段。

再如15年前，云南周善甫老先生写了一篇《春城赋》，题下标明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为韵，全文七段，每一段一韵，中间不换，极有风韵。

其次，隔句相押。

赋的押韵，灵活多样。

有的一句一押，有的隔句一押，有的三四句或四五句一押，并没有严格规定。

不过，最基本的是隔句相押，和《诗经》、《楚辞》的手法是相近的。

2.讲究对仗对仗，是赋讲究文采的一种表现。

赋如果没有对仗，和散文又有什么区别？追根溯源，赋中最早使用对仗的，是西汉王褒的《洞箫赋》。

嗣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有较为精工的对仗。

到了魏晋，赋中使用偶句越来越多，如曹植的《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左思的《三都赋》，也用了大量的骈偶句，为洛阳纸贵增加了砝码。

陆机的《文赋》，由于对仗工整，又富于变化，使作品更加典雅与精美。

到了南北朝，因为出现了骈赋，作品中的偶句倍增，有的作品更是一骈到底。

像沈约的《丽人赋》、谢庄的《月赋》、吴均的《八公山赋》，江淹的《恨赋》，都号称名篇，以对仗工美而受人赞扬。

特别是庾信的《哀江南赋》，三千三百余言，除开头或过渡有少量散句之外，全文都是对仗，而且形式多样，巧于变化，令人叹为观止。

唐代继承六朝遗风，凡作赋皆有对句。

就连李商隐只有八句32字的咏物小作《虱赋》，居然还有四句对仗，“亦气而孕，亦卵而成”；“回臭而多，跖香而绝”。

3.铺张扬厉赋作为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在写作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铺张扬厉，即在描绘事物时，多用夸饰手法，极力渲染，以张大其事，从而引起注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如司马相如、扬雄的一些大赋，像《上林赋》、《长杨赋》都通过繁多的景物描写，渲染出汉代京都苑囿的空前盛况和帝王田猎的奢靡豪华。

前面在讲赋的对仗时，所引曹植《洛神赋》中的那一段，则是写人物运用铺陈手法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大家不妨推敲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