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

论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指导老师：某某学生：某某【内容提要】莫高窟是敦煌著名的“三禅窟”之一，长期为当地僧众修禅打坐的理想场所。

早期的禅窟多位于莫高窟南区的中部，隋唐时期，由于功德窟的大规模修建，莫高窟的开窟活动进入高潮，影响了禅僧的修习，于是，人们便把禅窟转移到相对比较安寂的莫高窟北区。

自隋唐至宋元，莫高窟禅窟的兴建都集中于北区，使那里成为专供禅僧们生活和修行打坐的地方。

在北区现存的二百四十八个洞窟中，有八十九个可确定为禅窟，还有一些尚待确定，除此之外的其他石窟，也都可视作禅僧在北区坐禅修行的配套设施。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佛教禅宗考古敦煌文献在记载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团体时，多次提到敦煌的“十六寺”和“三禅窟”。

如S. 1947V文书即称：“敦煌管内十六寺及三所禅窟。

”该文书写于唐咸通四年（863），系归义军节度使与教团方面共同就敦煌佛教教团财产进行调查登记而作成的。

所谓十六寺者，是敦煌境内的五所尼寺（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寺、圣光寺）和十一所僧寺（龙兴寺、永安寺、大云寺、灵图寺、开元寺、乾元寺、报恩寺、金光明寺、莲台寺、净土寺和三界寺）的统称。

均为地面建筑，多集中在沙州城及其周围。

与之对应的“三禅窟”，指的则是晚唐至北宋时期河西释门都僧统管辖下的瓜沙二州境内的三所佛教石窟，亦即沙州敦煌县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西窟）和瓜州常乐县（今甘肃安西县南）境内的榆林窟（东窟）。

当时，河西都僧统司下设三窟教授之职，管辖三窟修禅事宜。

此外，与禅窟、禅僧有关的称呼还有“三窟教主”、“三窟院主”、“检校三窟”、“知三窟”、“住窟禅师”、“窟禅”、“住窟禅僧”等。

禅修，一般来说需要比较寂静的地点。

没有一个寂静的住处，众生无始以来的散乱心就很难调柔静定。

众生是俱有我执和我所执的，寂静、无为、安乐就可对治我所执着障。

寂静即法无我空，无为即无相空，安乐即无取舍的无愿空。

常人看来，禅僧似乎不顾及他人，而是只管自己，实则不然。

禅僧是要通过禅修，参透佛理，得如来智慧之后，才能方便开导广大众生，从而走共同解脱之路。

他们参禅的寂静处，在佛教经论典籍中被称为阿练若或阿兰若，汉文译为寂静、无诤声、空闲处等，一般来说，距城镇或居民点大约四十里开外处是比较适宜的地点，这样生活上不致于特别困难，同时又避开了世俗诸多烦喧，有利于禅僧的修习定性。

莫高窟地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宕泉河从中缓缓流过，地距敦煌市五十里，距较近的农村乡里也有四十里，四处戈壁漫漫，上无飞鸟，下少人烟，非常安静，而且在窟中习禅，冬暖夏凉，以此之故，敦煌莫高窟一带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僧人习禅修行的理想场所。

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根据洞窟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南北二区。

在南区中，隋以前的洞窟有三十六个，其主要作用在于供僧人修禅；在隋以后主要为家窟、功德窟，现有洞窟编号多集中在南区，上下相接，左右比邻，最密集处可达五层。

在北区，除个别洞窟衔接南区洞窟的编号外，大多洞窟原无编号，只是近期为清理之便才予以编号。

北区是唐宋以后敦煌禅僧们居窟修禅或居住生活的集中区。

关于乐僔其人，文献中没有更详尽的记载，不知为何方大师，从“执心恬静，尝（常）杖锡林野”一语看，显系禅僧在寻找寂静住处。

因看中了鸣沙山与三危山交界的地方，故而在此地开凿了第一所禅窟。

步乐僔禅师之踵，法良禅师亦于乐僔师的窟侧开凿石窟用来打坐修禅。

那么，乐僔与法良所开二窟安在呢？由于证据不足，目前还难以确定。

从现存窟龛看，267、268、269、270、271这一组窟龛时代最早，被定为北凉时期。

这一组窟龛本来是一个，以268窟为主窟，南北两壁各附两个小龛，编号为267、270（南壁）和269、271（北壁）。

这四个小龛面积“才容膝头”，是禅室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从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

在北凉画下还有一层白色粉壁，什么也没有画。

这就证明这一组窟龛在北凉以前没有壁画，专属禅僧坐禅苦修所用，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乐僔或法良窟。

莫高窟中的北朝石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北凉统治敦煌时期，即公元420年到442年左右，典型洞窟有268、272、275窟；第二期相当于北魏中期，大约在公元465至500年左右，有2 59、254、251、257、263、260、487和265窟；第三期相当于东阳王元荣一家统治敦煌时期，即北魏寿昌元年以前到西魏大统十一年（525年以后到至545年）前后，有437、435、431、248、249、288、286、247、246诸窟；第四期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一年至隋开皇四年，即公元5 45年至584年，洞窟有432、461、438、439、440、441、428、430、2 90、442、294、296、297、299、301窟。

至于北朝敦煌禅僧坐禅的观法，学界已有详论。

莫高窟自366年开始兴建至北朝石窟第二期结束（500年左右），约一百五十年，共开凿禅窟十一个，平均十四年左右新建一个禅窟，这样的建窟速度是慢了点，但从现有有洞窟题记看，差不多都是僧人自筹自建的，基本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其作用都是供禅僧在窟中修习禅定所用。

“禅定”一词，在经论里，由于翻译者不同，加上时代与译语的差异，有时又为了说明诸佛菩萨的所得所证不同，来自梵语故而有许多译法，如定慧、寂静、寂照、明净等。

确切地说就是止观。

“止”是专注一境，即制止精神的散乱而使之澄清，“观”是思维修，观察一切所缘境，运用正智慧观察思维现身所处的所缘境。

在北朝一、二期的十一个禅窟中，龛中主塑交脚弥勒的禅窟分别为第268、275、254窟。

关于此三窟的主尊到底是弥勒还是释迦，前贤有所争论，但从禅学角度讲，应该认定为弥勒菩萨。

其余各窟主尊均塑倚坐释迦牟尼像。

主尊为交脚弥勒的洞窟在北朝二期以后就十分罕见了。

为什么在北朝一、二期禅窟中的主尊塑交脚弥勒呢？这与早期纯正质朴的禅风有关。

《禅秘要法经》卷下云：“佛告阿难，若有四众，修系念法……命终之后，必定得坐兜率陀天……于未来世，值遇弥勒，龙华初会，必先闻法，得证解脱。

”《付法藏因缘传》卷六亦称：“尔时罗汉即入三昧，深谛思维，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飞往兜率陀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请所决疑。

”《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第六》则曰：“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菩萨何依，何往，于大乘中修奢摩他，毗钵舍那？”慈氏即弥勒的异名，由于自性慈悲，得慈心三昧，故名慈氏。

在北朝石窟中，一、二期当属敦煌禅僧们居窟修禅的质朴纯正时期，未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到三、四期时，这种情况已悄然有所变化，即由原来真正僧人修禅的石窟朝着家族窟、僧俗共建功德窟的形式转化。

这一转化促发了莫高窟的营建速度逐步加快，从而不经意地打破了莫高窟的宁静。

这一转化也使莫高窟的佛教艺术逐渐由萌芽转向成熟，进而于隋唐间达到高潮。

从公元500年前后至隋开皇四年（5 84），八十四年间莫高窟共新建洞窟二十五个，平均每三年多就要开凿一个洞窟。

在北朝一、二期诸窟中，笔者未发现有造窟的供养人题记，究其原因，当因这些洞窟是禅僧自己所凿，用于自己修禅，故而不存在供养人问题，当然也就无供养人题名发现。

而在三、四期洞窟中，从供养像的题名来看，既有王公贵族、官僚地主，也有僧人及庶民百姓。

他们所修以功德窟为主，即使僧人参加营建的洞窟，也不是以用于禅修的。

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上西数第二铺（迦叶佛）下有发愿文称：夫至极闻旷，正为尘罗所约；圣道归趣，非积垒何能济杖。

是以佛弟子比丘辨化仰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迦叶佛一区（躯）并二菩萨，因此微福，愿亡者神游净土，永离三途。

现丰居眷位太（泰）安吉普，及蠕动之类，速登常乐。

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

由上论述不难看出，北朝修建禅窟的目的前后有所不同。

第一、二期所营建的石窟以禅修为目的，第三、四期乃至以后所建的石窟以修功德为主旨。

以第二期洞窟和第三期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迥异之处，如在第三期洞窟中普遍出现的清瘦形象，褒衣博带式的服装，面部以色块晕染双颊的中原汉式表现手法，以及体态潇洒，运动感很强的飞天等，在第二期洞窟中都不曾出现。

这充分说明北朝三、四期石窟较前一、二期石窟的艺术有了本质的变化，逐渐地朝着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发展。

尽管北朝三、四期石窟的艺术特色与前期不同，但石窟形制及功用需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北朝三、四期石窟一方面承袭了一、二期禅窟原有坐禅修习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向中原传统文化靠拢，使敦煌佛教文化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

以莫高窟第285窟为例，窟内画有诸天外道形象，有日天、月天、摩醯首罗天、鸠摩罗天等，同时又有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

窟中央有方形中心佛坛，佛坛的尊像虽毁，但佛坛底座尚清晰可见，其功用很明显，是供在窟内坐禅的僧人们在久坐之后起身绕像念佛或礼拜的活动场所。

禅僧们以佛坛为中心绕佛，并称颂其名号，以达到心口意境的统一。

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面积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着。

入静一无所求，出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

总之，莫高窟是由禅僧创其始的，北朝石窟的前二期是莫高窟禅僧们修禅的黄金时期，前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由一、二期到三、四期石窟的变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保持了一、二期敦煌禅僧习禅的基本风貌，另一方面由于二、三期功德窟的出现，使佛教文化内涵及中国传统得到了升华和表现，从而导致莫高窟加快营建的步伐，打破当初禅窟的寂静，迎来了莫高窟的佛教艺术成就向大乘的纵深发展。

唐朝历史长达二百八十九年之久，这一时期营建洞窟最多，艺术风格变化显著，人们把它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

初唐营建洞窟四十三个，盛唐营建洞窟八十个，中唐营建洞窟四十四个，晚唐营建洞窟六十个，共计二百二十七个，平均一年零二个月新营建一所洞窟。

其中的96窟和130窟，即俗称的北大像和南大像，参加营建的人员之多和时间跨度之久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据以上推测，唐代每天在莫高窟前参加营建洞窟人员平均应在百人左右。

如此多的人在莫高窟前的峡谷中奔忙，无疑会给禅僧们的修习带来影响。

自隋到唐，新营建的洞窟皆为功德窟，而没有一所禅窟，这时在窟中坐禅修行的禅僧们大多集中在北朝时期的诸禅窟中。

北朝时期开凿的禅窟恰好在南区的中段，大规模的开窟活动，使僧人习禅所需的寂静环境荡然无存。

没有一个寂静的的住处，对禅僧，尤其是那些初修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无始以来本自散乱之心，在喧嚣的环境中是很难调柔静定的，所以《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教导弟子们说：该经要求弟子们在禅修时“当离愦闹，独处闲居”，远离烦喧而住于寂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