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

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
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办学特色：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而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又通过令讲的形式来开展学术交流。

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首先，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发展是与其独立于官学系统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是分不开的；其次，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再次，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是互为作用的。

宋代书院作为我国古代较有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其学术自由特色迄今对我们发展当代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学术机构必须独立，这是学术自由产生的基础；第二，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史流是学术机构的本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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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书院真正开始名扬天下却肇始于宋代。

作为儒家士大夫创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组织；那些创办了书院的儒家志士，往往更推崇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宋代书院得到了发扬光大。

宋代能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与宋代书院的这种学术自由特性是分不开的。

也正因为如此，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
宋代书院的发展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期间既有高潮也有低谷。

北宋初期，由于战乱刚平，官学相对缺失，一时学习风气渐盛，书院林立。

所谓“北宋四大书院”大多在此时奠定盛名。

进入了北宋后期，由于政府注意力转移，“三次兴学”先后开展，普通士人需进官学才能得以入仕，这对书院教育形成沉重打击，致其一度衰落。

到了南宋，朱熹等人为了传播理学而大振书院，随着理学影响的扩大以及办学者的躬力亲为，南宋的书院得以发展昌盛、风靡一时。

只是南宋后的书院由私办转官办已成为了不可扭转的趋势，书院的特色也逐步消失殆尽，变得与官办学校无所差异。

南北宋时期．书院发展各异。

北宋时由于官学不振，书院的学生大多走科举之路，书院被强化了教学功能，缺少独立的教育内容和学术特色，传统的私塾义学性质还非常明显。

到了南宋，随着理学传播的扩展，书院才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派学说交融汇萃、兼收并蓄的局面，我们所言的学术自由主要形成于南宋时的书院。

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一个表现是，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

众所周知．南宋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众多学者均有很深的书院情结：胡宏聚众在碧泉书院讲学；张斌创建城南书院，讲学于岳麓书院；陆九渊于象山书院；吕祖谦于丽泽书院。

而最为倾情的是朱熹，在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甚至在白鹿洞和岳麓书院，讲学不辍，桃李满天下，在中国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朱熹是能使自己与众多书院有关的第一人，由此可见一斑。

”
宋代书院是理学各派各自传学、互不干涉的基地。

学者大师们敢言敢书，阐述出各自对儒学经典的不同理解，真正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特色。

如张核强调“义利之辩”，朱熹专讲”格物穷理”，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吕祖谦提倡“明理躬行”，观点相异，其间往往针锋相对。

学术大师们将讲学与个人学术钻研结合，真正做到所言即所想，大大活跃了学术氛围，也促进了理学等理论的成熟和分化。

宋代的一些理学家已不是只拘泥于儒学一家，他们以“六经注我”的态度，援佛入儒，援道人儒，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学术自由融合的趋势。

当然，宋代的学者们远不是固步自封，足不出户。

相反，他们往往通过会讲的形式来开展学术交流。

会讲是宋代书院极其重要的一种教学和学术交流方式，往往是书院邀请名师来讲课，提倡自由讲学，各抒己见。

这是宋代书院最有特色的地方，也是学术自由另一个重要的表现。

宋孝宗时(1167年)，朱熹曾与张拭会讲于岳麓书院。

朱熹在讲《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时，一时间沙城南来舆马之多，以致“饮池水立竭：后来他与张拭就《中庸》中“中和”等问题辩论，三日夜而不合，终于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

朱张会讲首开书院会讲之风，影响甚远。

两位南宋理学大师虽存有分歧但又相互大受启发，彼此在学术上均为对方学说之形成有导向之功。

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朱熹和陆九渊到铅山赴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朱陆二人学术观点是针尖对麦芒，期间曾相互作诗嘲讽，最后不欢而散，但两人并不为此存芥蒂。

六年之后，陆九渊受朱熹之邀亲临白鹿洞讲学，其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之讲义被朱熹刻于书院门前石碑，成为学术史上一段佳话。

除此之外，还有事功学派的陈傅良曾到岳麓书院讲学，其“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的主张由此得到湖湘学派的认可，促进了两派的融合。

宋代时，各派名师大儒如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张拭、陈亮等人的学术争议、辩难，是学术界和书院史上的重要事件，各派通过讨论使得本派学说更加完善，也使得各自的学生大开眼界，获益匪浅，坚定了传承本派学术的信念。

更为重要的是，学术大师之间的会讲开了学术自由交流的先河，活跃了书院和地区的学术气氛，同时还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二、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特色形成的原因分析
宋代书院学术自由得以大行其道，是历史发展给予的契机，有其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1．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发展是与其独立于官学系统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及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宋代书院的学术传播主导者是学术大儒，其传播对象大多是立志于获取知识、提高学识的平民子弟。

无论是传授学术的大师还是一心向学的志士，他们几乎都以复兴儒学为自身使命，或著书、或会讲、或不同学派之间相互诘难、交流，学术自由空气极浓。

这一点在南宋书院表现得更为明显。

南宋时，书院兴立大多与科举无甚关系，是为高扬学术而建，大师和求学之士的积极性也由功名利禄的
小人之义，转为了立言、立德的君子大义．这是传统官学根本起不了的作用。

理学能在长时间受抑制的情况下，历时几百年最后从私学发展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完全得益于其学派内部师生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

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特色的形成，正是书院这种私学性质使然。

2．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离不开官方的支持
宋王朝建立以后，鉴于唐代以来将悍兵骄导致的天下大乱和政权不稳，决议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州郡等要职甚至军务均由文官来把持。

宋朝历代统治者都对读书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有感于书院在弥补官学不足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科举腐败造成的影响方面的功用，南、北宋均对书院的发展给予了扶持。

这种扶持主要是赐书、赐田、赐额，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给部分书院山长封官；还允许学者自由讲学，从未禁绝书院的发展。

宋时尽管有很多书院是由私人初创，但他们大多都曾接受过朝廷恩赐。

如白鹿洞书院，在北宋初期其洞主即被任命为褒信县主簿，后到南宋时，是地方官朱熹给予重建，当时所用兴建及置买田产费用都是由地方官府筹措。

南宋重建书院时，几乎都是由地方官出面主持，建成后也有官府管理。

政府官员的介入或许有控制书院之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他们对书院的重视，书院发展估计也不会如此迅速。

政府虽干预书院发展，但对书院教育始终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

朱熹之学说在南宋时是屡受排斥，甚至还被定为“伪学”，但他及其弟子仍得以在书院传播其学，以致理学能最终广为流传，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3．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是互为作用的
北宋中后期，其思想和文化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古文运动深入发展和道学(后来的理学)的兴起，大大地活跃了学术界的气氛。

理学虽兴起，但在宋时其并没形成压倒之势，儒、道、佛三家在宋代时是均衡发展，并都达到了空前繁荣。

理学界是人才辈出，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东南三贤的出现，朱学、吕学、陆学等学说的分庭抗礼，极大地繁荣了理学；得益于宋初皇帝的支持，以掸宗为首的佛教宗派在宋代甚为流行；道教理论在宋时也更加串富和发展，实现了重心从“外丹”到“内丹”的转变。

从整个宋代学术发展史来说，主线是理学从现实出发，归返儒家经典兼收佛、道理论进行创新的过程。

这种兼容并蓄是以三教之间相互辩论和交流为基础的，而书院正是儒、佛、道三教以及儒学内部观点迥异的各派交融的重要场所，学术的繁荣给书院发展提供了基础。

正因为有了学术上的相对成熟和各抒己见，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才会以书院为基地，频繁地层开了讲学、会讲等交流，学术自由交流的加深和影响的扩大，使书院迅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

书院因学术而迅速崛起反过来又促进了宋代学术，特别是理学的传播和发展。

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当推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人，他们均以书院为载体来传播其学术。

学术大师尽管立论不同，但总能敢言敢辩，互相启发，书院是最适合他们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

自宋代以后，书院往往就成为各派学者开展学术
的基地，这一传统一直保留了近千年。

宋代的学术繁荣和书院的学术自由之间是良性的循环促进作用，两者共荣共衰，互成一体。

三、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对当代的启示
宋代书院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代较有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

学者大师自由讲学、注重交流，不同学派各抒己见、兼容并蓄，宋代书院所具有的中国古代难得一见的学术自由气氛，时至今日对我们发展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1．学术机构独立是学术自由产生的基础
自北宋仁宗之后，从都城到地方，官学已开始大量出现，特别是到了南宋在官学已经很发达时，洪迈等人就曾经质疑过再办书院的必要性，然而创建书院的学者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这种质疑。

创办书院的理学家们往往能放弃世俗的追求。

把追求万民的幸福和书院的目标结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书院才会被赋予了一种神圣而高尚的使命。

而宋代的书院之所以有这种品质，与其相对独立性是分不开的。

宋代书院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机构的学术机构，中国历史上凡是对书院控制甚严的时代，往往学术创新都会很少。

宋代时，理学从周敦颐初创到朱熹构建完全博大而精深的系统，前后发展将近两百年，而在此期间，理学非但不受统治者褒扬，甚至还长期遭到否定和抑制。

理学能屡禁而不止，甚至还能在统治者眼底下在书院等地方广为传播，不得不让人感叹宋代相对宽松的自由氛围。

书院尽管在宋代历史上没少受官方控制，但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私学的独立性质是其学术自由特色产生的根本原因。

纵观现今的中国大学，缺乏独立性仍是一大诟病。

我们认为，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民间非盈利性。

它只有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他力量，才能具有更广泛的学术自由。

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某种社会机构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沦，而这种机构就是大学。

大学的民间性能使它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这或许就是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特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2．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交流是学术机构的本质生命
翻开中国学术交流史，宋代是可以堪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学术争相辉映、融合，为日后儒学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宋代时，理学从儒学中分化和成熟也得益于其和不同学派的交流和相互吸收。

书院的存在正是学术交流需要的必然结果，没有真正的学术繁荣和交流的存在，宋代书院的特色也就无所谓存在了。

把宋代书院和几乎与其共存于同一时代的西欧中世纪的大学来做个比较是个很有意义的对比，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宋代时理学家和书院运动的悲剧所在。

西欧中世纪的大学是各式科学和学说产生的摇篮，其发展和壮大为日后文艺复兴的诞生和民主化社会大变革的进行奠定了基础。

相比于中国宋代时的书院，西欧中世纪的大学面临的来自教会和世俗封建统治势力的困难并不见得少多少，但他们的斗争性更强，学术创新意识和能力也更出色。

中世纪的大学中自然科学开始脱胎分化，真正对立于神学等腐朽学说，一部分宣扬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科学也开始脱离了黑暗势力的包围，大学的学术巨变使其得以成为日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重要基地。

相反，同时代的宋代书院尽管也产生了学术创新，但这种学术突破最终还是限定在了儒学复兴运动中，理学家所在的宋代书院很多还只是在儒学的范围内打圈，对于自然科学，对于贴近生活的社会科学缺乏应有的兴趣．最终轰轰烈烈的书院运动不得不沉寂下去，其影响远低于西欧的大学，就更不用说能催发出什么新的社会变革了。

当然，中国书院所起作用有限肯定不只是书院本身的原因，但从中西学术机构发展历史对比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只有不断加强学术创新，学术机构才会有万古常青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在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种种挑战中觅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另外，还要加强学术自由交流。

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交流成就斐然，但还显不够。

虽然限于各种条件，我们不可能要求当时书院和西欧的大学有所交流，但试想一下，倘若这种交流存在，宋代书院的发展肯定是另一种天地。

古时的交流障碍今日早已不复存在，朱熹和陆九渊当年针锋相对尚且频频接触，当今的现代大学就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了。

现代大学学术不仅要在不同学派之间，还要在不同学科、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充分交流。

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交流不仅是催促学术创新的重要渠道，更是大学等学术机构得以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