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1949―1966)译制片海报一瞥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出版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电影审查公报，此公报是对当时的国产电影和进口影片进行审查后的详细记载及说明。

当时，占据中国银幕的影片90%为美国电影，因此对美国电影的修剪、禁演的说明最为详尽繁复。

如对色情场面、对有辱国人形象的场面、对恐怖场面、对抽烟、赌博场面、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场面等都有修剪说明。

以“性主题”为例，1936年《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上曾对一部美国片《爱的协调》（原名《欲焰（symphony of love）》）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本片剪去爱伐卧床思想……水中之裸影……爱伐卧于草地上”①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国产片及外国片中的情色场面控制得相当严格，其实不仅是国民政府，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同样在审查美国电影时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性。

1929年，《字林西报》刊登了一篇《有声电影在日本――审片官在审查“野餐”时的繁重工作：口音问题》的文章，《野餐》是美国联美公司1929年出品的一部影片，文章写道：“《野餐》是在日本上映的第一部全对白影片，但同时也在这一年的电影目录上成为了第一部被电影检查官做了最大幅度删减的有声片……下令删掉吻戏场面，裸戏场面等这些根据提倡日本道德保护原则的人士的观点看来是挑动情欲的成分……”[1]“我们从来不理会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有权利决定让什么电影在中国上映，第二，在看了很多中国生产的影片后，我们不认为在拍摄床上镜头和充满性内容的镜头等方面，好莱坞可以与中国制品厂竞争。

因为中国影片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做的很地道了。

但有一个领域，电影审查部门应该为所有当地人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利益着想而实施权利。

我想说的是出现在上海的中文报和外文报上关于好莱坞电影的广告问题。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到一部叫‘ingagi’的电影广告。

这部影片正在上海的captical 戏院上映，它的故事情节我们不得而知，而且现在也没有兴趣到电影院去观看，诞生报纸上广告语的标题写着：‘殖民地大发现，此地每年都将一名妇女送于一只猩猩。

’在标题下面，是一副插图：一只身材巨大的猩猩怀抱一名黑肤色的非洲少女。

匆匆看过插图，会发现这位非洲少女仅在脖子和手腕上系着丝带或彩带这类的东西。

通过标题和图画，你会觉得这只大猩猩正在和这位非洲少女亲热。

在我们办公室的一位中国助理在看过同样插图的中文报纸后说，这则电影广告实在太糟糕了，只适合男人去看。

我们不知道‘ingagi’是好还是坏，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则广告给人造成的印象实在太坏，这对电影作品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当地的中文报纸和外文报纸上出现的这种关于美国电影的劣质广告太多了，这里仅只是一例而已……我们并不是说要如何美化电影广告，但如果一个人仅凭广告来判断电影本身，那么留给他的印象一定是及其糟糕的。

造成这种广告的原因就是竞争，每个电影制片商都想战胜所有对手，方法就是刊登这种包含夸张成分的广告，更糟糕的是用特意设计的插图来满足观众的一些最低级的本能要求。

上海国际租界（英美租界）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电影审查委员会，由当地的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

我们希望中国委员会首要关注的不是电影审查，而是当地新闻媒体上所刊登的电影广告的审查。

因为这个行业激烈的竞争状况，电影的低俗广告对大众造成了及其恶劣的影响，迟早会对整个电影业的发展造成危害。

”[2] 以充满“性暗示”的电影海报为同样充满性挑逗的美国影片做宣传推广似乎是“门当户对”的事情，只是电影可以审查删减，海报则不在政府的审查范围之内。

因此，当我们看到以下这则撩人心绪的电影海报――甚至连片名也做足挑逗功夫――便无需惊讶了：片名《露滴牡丹》①与荡漾春无限的画面真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1949年，中国历史展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充满毒素的美国电影连带同样遭人唾弃的电影副产品――如低俗色情的电影海报――在政府的宣传攻势与民间的响应行动中顷刻间被涤荡得干干净净。

据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在上海银幕上映出的国营厂摄制的影片3部（占1.5%）；民营厂摄制的影片54部（占25.5%）；苏联影片12部（占6%）；美国影片142部（占67%）；8月份上映的影片共316部，美国影片229部（占72%）。

[3]毫无疑问，对于新中国的电影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好莱坞格调极其厚重的旧社会电影市场和多年来被好莱坞口味调教出的一大批小市民观众。

袁牧之在1949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这支电影方面的军队，一上阵就面对着美帝电影在市场片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必须要马上负担起紧急的作战任务，以扭转电影市场的情况。

首先，必须肃清统治中国电影市场有四十余年历史的美英帝国主义有毒影片和有三十余年历史的中国封建落后以至反动影片，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

”[4]为配合肃清运动，1950年代初，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出版了一系列对比进步苏联影片与落后美片之关系的理论资料：“资产阶级电影服务于一个目的，即蓄意愚弄观众，使观众在政治上堕落……美国影片基本上是诉诸性欲本能和诉诸人们对厮打与低级笑闹的癖好的……在随便取出的115部影片中，展示了449起犯罪事件……每5部影片就有4部描写酒癖……几乎一半影片是摄的卧室……美国影片《悍妇》《蜘蛛女人》《雌与雄》《粉红色的内衣》和诸如此类的名字，就说明看美国影片的倾向性，所有这些以及成百的类似的恶劣片名的目的，便是把观众的不健康的好奇心引诱到人类本性的低级表现上来。

”[5]建国之初，茅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同样是将美片与苏联进行对比：“美国电影的题材不外乎酒、色、财、气。

”[6] 其实，对美国影片的指责无外乎性与暴力，这种对好莱坞大加挞伐的姿态似乎在不言自明的向世人表白：新中国引进的外国影片与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引进的外国影片截然不同，并且围绕进口影片而产生的宣传方式也应该呈现天壤之别。

新中国向民众介绍的外国电影必定不会“诉诸性欲本能和诉诸人们对厮打与低级笑闹的癖好的”，即与性、暴力彻底绝缘，由此还可做进一步的是，那些“用特意设计的插图来满足观众的一些最低级的本能要求”的电影宣传画也一定不会卷土重来的再次污染人们的视觉感官。

然而事实却有待辨析。

此处，有必要先将1949年前后中国民众的文盲情况作一番介绍。

解放前，以山西、天津、安徽为例：1918年山西省各县文盲人数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文盲人数占全省总人数的95.24%，民国二十年的《天津市不识字人口统计》显示，天津各区不识字人数均占各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

《安徽省志人口志》记载：“建国前全省人口中的90%以上是文盲。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人数众多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形态的开拓性教育，以北京、天津为例，据统计，1950年，北京市12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全市人口的38.34%，1949年，天津市6周岁及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6.08%，几乎达到总人口的半数。

1964年，全国部分省市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平均为37.15%。

到1982年为止，全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程度统计数据显示，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民族总人数的59.50%。

在如此一个文盲数量众多的国度里，电影对于政府意识形态的宣教意义便可见一斑了。

周扬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提到：“电影事业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是第一个重点，这是因为电影是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

”但如何将不识字的民众吸引进电影院观看进步电影（尤其是以苏联影片为代表的外国进步电影）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论述圣像与圣经的关系时曾这样说道：“图像所叙述的故事与圣经所叙述的故事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这一点最令人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一条线索，可以循着这条道路去考察人们如何自下而上的看待基督教。

”[7]这段关系图像/圣经的差异论述无疑对考察17年时期的电影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此时期正是政治挂帅，艺术、审美、商业利益被迫噤声的时代。

我们似乎可以套用彼得?伯克的说法：海报所图解的故事与电影说明书、期刊报纸（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点也是尤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通过海报这种文盲都能一目了然的宣传方式，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社会普通大众如何自下而上的看待被当做政治任务完成的“看电影”行为，因为文盲占大多数的新中国，海报与其他电影宣传画是召唤他们进电影院的重要手段。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哈尔曾就表现战争场面的画像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战争枝蔓，艺术浓缩。

”[8] 就此意义来反观海报，我们也可以说“情节枝蔓，海报浓缩”。

一张海报便是一部影片关键情节的提炼：创作者提炼什么内容、为什么提炼此内容以及如何提炼便是围绕海报而展开的关于政治、艺术、商业之间的有趣探讨。

《金星英雄》是1952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的一部苏联影片。

故事讲述的是在卫国战争中荣获金星英雄奖章的谢拉杰复员回到故乡后，带领庄员们建设家乡集体农庄的故事。

此片荣获1951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及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其在中国的光辉历程从以下并不完整的记录中可见一斑：1952年7月，为教育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浙江省定点在临安、於潜、昌化的电影队为农民放映苏联影片《金星英雄》。

[9]1953年，为配合过度时期总路线宣传，杭州市放映了《金星英雄》等片。

[10]1953年，为配合总路线宣传教育，中国西北区公司组织了6个放映队，携带影片《金星英雄》等9部影片深入农村基建工地放映，增强广大群众走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信心。

[11]1954年，中影公司通知各地公司，为配合宣传“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总任务”，选映放映相关题材的影片，《金星英雄》被选作宣传农业集体化的一部重要影片。

50年代，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此片也作为一部必放影片。

[12]如此一部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影片在进行海报宣传时又是如何设计的呢？可以看到，尽管海报中不乏集体农庄影片中必备的诸多元素，如随风起伏的金色稻浪、现代化的耕种机器、招展的红旗和如五线谱般优雅的电线，但这些本应作为影片宣传之重点的元素在海报上全部被置于后景处，这些背景点缀物无论如何不能与处于前景显要位置的男女形象相提并论：海报的前景主体部分是男主人公搂抱着一个美丽的姑娘，他那只紧紧搂住美丽姑娘的壮硕有力的左手怎能不令无数女性观众扯起无限遐思？这个暧昧的动作必定引诱观众将此片定位为爱情片。

但实际上，此片主人公谢拉杰（海报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在卫国战争中荣誉退伍的军人，影片主要讲述“前线战斗英雄回到家乡投入火热的农村建设”的故事。

伊莲娜（海报中的女性形象）在整个情节中只是一个根据男主人行动与情绪需要随时出现也随时消失的小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期编纂出版的《外国艺术影片资料汇编》，对此片的介绍无一字提到伊莲娜这个角色形象：“卫国战争中荣获金星英雄奖章的谢拉杰复员后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