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手机依赖领域的文献综述

研究手机依赖领域的文献综述

一、手机依赖

（一）手机依赖的定义

手机依赖被归类于成瘾的范畴。其具体表现为，使用手机的诉求无法得到控制，无法使用手机时变得暴躁易怒或悲观，最终对生活产生不良影响。

在本篇论文用作参考的文献资料中，有关手机依赖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不明晰。手机依赖的成瘾指标主要通过阶段性、突显行为、强迫性进行判断。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评判最终可得出个体是否存在手机依赖这一现象。有国外研究者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编制了关于手机使用不良情况调查的量表，但目的主要在于研究手机使用中不当使用情境的发生频率，譬如在不适当的场合使用手机，在危险情况下使用手机以及因手机使用而造成不必要经济损耗的发生频次，与手机依赖并无直接关系，因此，手机以来至今仍作为行为成瘾概念或技术以来的概念附属出现，意指因手机所造成的特定成瘾现象。

（二）手机依赖的测量方法及评定等级标准

在不同情境之下，手机依赖所产生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在2005年，有国外研究者根据成瘾现象的具体内涵进行整理，编制出了上文所提到的《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该量表的核心是基于手机依赖所进行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研究，针对手机在不适用情况下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如开车时接听电话，看电影时打字聊天，在学习或工作过程中用手机进行无关的活动，以及因购物网站的过度使用导致不必要开支过大的现象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该量表本不应该成为手机依赖调查的标准，但因其第一章节为简单的手机依赖量表，该量表共有近三十题，其中涵盖了关于手机依赖的耐受、戒断、渴求、以及因手机依赖所形成的不良行为及情绪等问题的列举。而基于心理机制所进行成瘾行为研究的手机成瘾量表，则由Park于2005年通过对Horvath所编制的电视成瘾量表修订而来，该量表通过20道题的测试，对耐受性、戒断性、无意识使用时间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问题的给出，该量表采用利克特式五点计分法，得分高者手机依赖程度相应更高，而该量表的信度为0.85。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紧随国外学的脚步进行了手机依赖量表的编制。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一众学者编辑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此问卷涉及到手

机依赖问题中的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会抚慰以及心境改变四个维度，共分为16个调查项目。苏双、潘婷婷在2014年编制的《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则在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所编制的版本之上引入了app使用及app更新两个维度，共计22个项目进行了编制。该量表信度为0.93，能够给予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这一调查较为中肯的反应。

（三）关于手机依赖的相关研究

（一）人口学变量的研究。在人口学变量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手机依赖的产生并不直接取决于性别以及年级之间的差异，人口变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的产生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人口变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有着一定的关联。王小运在2014年的研究中充分证明了这一关联，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女生，男生更易产生手机依赖现象，相较于乡镇学生，城市户口的学生手机依赖程度更高。在年级方面，大三年级的学生手机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大四学生手机依赖程度相对较低。通过结论分析，不同学者所持有的两种观点，是因测量工具的差异而产生的。

（二）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是决定自控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洪燕萍和肖小琴所进行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精神特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08年，王正祥在研究中得出，人格特质的外向性与手机依赖倾向有很密切的联系。王欢在2012年的研究中则认为，手机依赖者相较于常人，社交焦虑现象尤为严重，与此同时，在感觉寻求这一变量的研究中，得分较高的手机依赖者男女差异较为明显。由此可知人格特质是影响手机依赖程度的重要特质之一。

（三）孤独感和社会支持。在针对于手机依赖所进行的研究之中，手机依赖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也常常被作为研究的重点。刘勇在2014年的研究中认为，手机依赖与孤独感之间并没有明显联系。但在2014年，姜永志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分会随着孤独感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呈现出显著相关的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孤独感与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四）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性研究。对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方案是杜立操在2014年所进行研究并予以施行的，杜立操希望通过讲座以及多种活动的开展对于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态度进行干预，与此同时进行社交技能的锻炼和发展。而在2015年，韩永佳在2015年设计的大学生团体辅导干预方案，证明了团体辅导

对于大学生手机依赖起着一定的控制和调节的作用，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程度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二、无聊感

（一）无聊感的定义

当前针对于“无聊感”这一课题的研究较少，在心理学界还未能进行统一的概念界定。Fenichel在自身的研究中得出了较强的心理活动可以抑制无聊感的产生这一结论，他认为无聊感源自于个体需求未能被满足时所产生的迷茫感。基于这一假设，我们可以认为无聊情绪的产生并非源自个体行为的停滞，而来源于所选择行为不能被准确预知时所带来的空虚。而从认知角度来讲，针对于无聊感的研究则一般从注意力出发进行，Leary在1986年提出了无聊感产生同个体对于环境所产生的兴趣有关，若个体厌倦当前的环境，便会无法集中注意力最终导致无聊感的产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无聊感的产生同个体的唤醒需求与环境刺激的可用性不匹配有一定的关联，个体无聊感产生的原因是二者的不匹配所导致的非最佳唤醒状态。

（二）无聊感的测量方法及评定标准

当前，在1986年由心理学家Sundberg所编制的无聊倾向性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是应用范围最广的无聊感测量量表，该量表的计分方式为7点里克特量表计分，共涉及28个题项，分别从五个维度进行了无聊感的测量，这些维度分别为外部刺激、内部刺激、情感反应、时间知觉以及被约束感。在后续的研究中，心理学家。Vodanovich在该量表的基础上将28题缩减为12题，并将无聊感重新划分成两个基本部分分别为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该量表如今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广泛的认证和肯定。但是该量表示基于西方文化所进行编写的，并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在我国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针对这一情况，黄石华，李东玲等人参考这一量表并结合我国独有的文化背景，于2010年编写出了符合我国独特文化背景的《大学生无聊倾向量表》，在此量表中，无聊感的二阶因子模型被初次提出了。除此之外，刘勇，陈健芷等人在2014年根据我国国情翻译并修订的BPS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测量大学生无聊感的量表之一，该量表同Vodanovich所修订的量表基本一致，共包含两个维度，即内部刺激和外部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