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西湖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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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悠久历史
浚治之功——西湖历代浚治与景观的形成
西湖文化景观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作为自然形成的泄湖,若没有历代的人工疏浚治理,西湖恐早已湮没不存。持续千年的浚治使西湖与杭州城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倚湖而兴,终成东南名城。先贤们更是以卓越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在疏浚中融入了富有诗意和哲理的景观设计活动,以一个又一个伟大壮举诠释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谱写了一首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光辉史诗。
1.秦代至隋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7世纪)
先秦至西汉时期(2600年前),泻湖形成,水域周围有群山的溪流注入,逐渐淡化。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设钱唐县,位置在今西湖附近,杭州从此开始了作为城市的历史。(秦始皇揽船石照片、《史记》关于秦始皇巡游钱唐的记载)东汉时期(25~220年),地方官华信筑海防大塘,使江湖彻底分离。湖中有孤山、丁家山和夕照山三个天然岛屿。(配图:东汉前西湖岸线图、《水经注》引《钱唐记》)《水经注》引《钱唐记》载: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
随着杭州一带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南朝陈贞明元年(587),置钱唐郡。
2.唐代(公元7——9世纪)
德宗时期(779-805年),杭州刺史李泌开凿六井引西湖之水供杭州城居民灌溉和饮用,使杭城与西湖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人湖互动关系。自此,杭州城居民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持续开展对西湖的清淤维护和人工治理。
李泌(722--789),字长源,辽东辽阳人。出任杭州刺史期间,因地下水卤咸难饮,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便民汲用,极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今市内井亭桥西尚存相国井遗址。
唐长庆二年(822),杭州刺史白居易主持疏浚西湖,并以挖出的湖泥兴筑长堤,拦蓄湖水,这不但有利于农田灌溉,而且美化了西湖景观,在西湖景观设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为纪念白居易,将孤山与断桥之间的白沙堤称为白公堤。白居易创作了大量与西湖有关的诗词,经其妙笔点化,西湖声名鹊起,成为倍受文人士夫青睐的风景名胜湖泊。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所作平易可读,老妪自解,著作极丰。结集传世有《白氏长庆集》。
唐贞观年间(7世纪),钱塘县迁治濒西湖,由此,西湖三面环山、东岸临城的历史空间环境初具雏形。唐中后期(9~10世纪),西湖景观已初具规模,灵隐天竺、孤山、凤
凰山一带的寺庙和园林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山水胜迹。
3.唐末五代(公元10世纪)
吴越钱氏政权(907-978)建都杭州。第一位国王钱镠(852-932)在位期间,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他认为“无水即无民”,设“撩湖兵”千人,专事浚湖,为疏浚西湖最早的专职人员。
钱镠(852-932),字具美,浙江临安人,五代吴越国第一位国王。
经过吴越国五代君主的勤勉治理,都城杭州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西湖人文景观也随之发展。钱镠曾三次扩筑杭州城,使其西城墙与西湖东岸紧密契合,城湖关系为后来朝代所承继。
吴越国历代国王笃信佛教,在西湖周边大兴佛寺,建宝塔,开石窟,西湖由此成为10世纪中国佛教发展的重地,被誉为“东南佛国”。
4.北宋(公元10世纪——12世纪)
北宋时期,杭州历任官员均着力组织开浚西湖,西湖景观此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元祐五年(1090),苏轼任杭州太守,对西湖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疏浚,并利用浚挖的葑泥在湖上修筑了一条长堤,堤上建六桥,遍植桃柳,后世为纪念其功绩将其命名为“苏堤”。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填词开创豪放一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苏轼在全湖最深处立石塔三座,禁止其范围内种植菱藕,以防止湖底淤浅。三座石塔后来演化为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景观。
苏轼作为大文豪,在杭期间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文,与白居易的作品遥相辉映,为西湖景观文化价值的进一步挖掘和广泛传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推动作用。
5.南宋(公元12世纪——13世纪)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西湖景观随着都城的繁荣而臻于鼎盛,大量宅园、佛寺临湖而建,与西湖山水构成了大型而丰富的山水园林景观。(南宋西湖图、南宋御花园分布图)南宋时期,西湖多次得到疏浚,是杭州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的最重要水源,成为百万生灵命脉之所系。淳祐七年(1247),临安知府赵与开浚西湖,将疏浚所得淤泥筑成长堤,作为去灵隐、天竺通路,人称赵公堤。
南宋承袭吴越国杭州城,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筑。临安城西墙临湖,设丰豫门(今涌金门)、钱塘门和清波门三门,至此,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正式形成。
钱塘门遗址:钱塘门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自宋至清历代沿用。现存地下遗址,见证了南宋西湖景观成形之际的城湖分界,也是12—20世纪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景观格局的直接物证。
6.元代(公元13世纪——14世纪)
元代,蒙古统治者认为南宋朝廷过于沉浸在西湖山水的美好享受中,导致了国家的败亡,因此视西湖为祸国尤物,对之“废而不治”。西湖因缺少疏浚和景观建设,淤塞严重。“六桥以西,水流如线”。
凤山水城门:杭城现存唯一的古城门。为元末张士诚于至元十九年(1359)重筑杭城时所筑。当时设旱门十,水门五,凤山水门为其一。现存城门历经明清两代维修。
元代,杭州设两浙都督府,后改为安抚司。游牧民族对杭州的统治,为西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灵隐飞来峰一带开凿了一批藏传佛教式样的石刻造像,堪称我国南方石刻造像艺术的瑰宝,为这一时期西湖景观发展最重要的事件。
杨琏真伽:元代掌管江南佛教事务的“总统”,主持雕凿了飞来峰藏传佛像。
7.明代(公元14世纪——17世纪)
明代文化发展具有强烈的“唐宋文化复兴”倾向,西湖再次受到文人画家们的关注,对西湖景观的设计营造和文化内涵阐释活动逐渐兴起。
明正德三年(1508),杭州郡守杨孟瑛主持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疏浚,修整苏堤和白堤。他仿苏东坡做法以湖泥在西湖西面堆筑长堤,人称“杨公堤”。堤上也设六桥,称里六桥。
杨孟瑛,字温甫,四川酆都(今四川丰都)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任杭州知府。
明万历四年(1576),湖心亭“喜清阁”修建,开启了西湖湖中岛屿景观营造的先河。
明万历十七年(1587),司礼监孙隆整修十锦塘(白堤),在宋代涵碧桥遗址架木桥,改名锦带桥。清康熙年间(17世纪)改为单孔石拱桥,沿用至今。
8.清代(公元17世纪——20世纪)
清代,在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巡幸、题咏西湖的影响下,西湖及周围寺庙得到全面疏浚与修葺,景观达到全盛,影响力空前深远,不仅影响了中国皇家造园艺术的发展,也对东亚地区的造园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雍正年间(1723~1735),杭州巡抚李卫等再次大规模疏浚西湖,对保护西湖秀丽风光起了重要作用。李卫在疏浚西湖的同时,还注重名胜景点的建设,增修“西湖十八景”,并编撰《西湖志》。
李卫(1686-1738),字又玠,江苏铜山人。雍正三年(1725),任浙江巡抚,雍正五年任浙江总督。
168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始建孤山行宫。1699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时御题西湖十景四字景名,刻碑建亭,确定了西湖十景的最佳观景点,使西湖十景正式获得了皇家钦定。
清乾隆年间(1736~1795),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其间西湖得到多次疏浚,并由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