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比较分析

国内外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比较分析1970、1980年代，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在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复兴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城市旅游及其研究由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旅游和城市研究者们的关注[1]，城市遗产旅游作为城市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2]。

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简称“名城”)、日本的古都、英国的历史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遗产城市等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与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城市。

历史城市因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优良的旅游传统，与旅游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

在文化旅游的浪潮中，具有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城市深受游客的青睐与推崇，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在旅游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历史城市在旅游发展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近年来相关研究文献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检索与筛选，共获得有价值的文献124篇，从研究领域内容、研究学科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

以期为我国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指明方向。

1研究文献总体分析通过对Science Direct外文数据库与中国知网(CNKI)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核心期刊的检索与筛选(国外文献检索词为historic city tourism, old city tourism，heritage tourism；国内部分以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古城旅游为检索词)，共获得外文期刊文献45篇，中文期刊文献79篇，检索到的研究文献不完全囊括现已发表的所有文献，但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该研究领域发展的学术态势。

研究文献数量逐年增多，国外自1980年代出现相关研究，增长较为均衡，国内相关研究始于1990年代，且在2000年以后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反映出国内研究起步落后于国外，但发展迅速，表明我国历史城市遗产旅游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研究具体内容逐步拓展，总体可将国内外有关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内容概括为五大领域。

比较发现，国外各个领域研究总体均衡，国内虽在各个领域均有涉及，但对各领域的关注极不平衡，历史城市遗产保护规划与旅游影响研究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合计分别占总文献的％和％；旅游供需研究是当前国外研究的热点，占到国外文献的％；国内遗产旅游供需研究基本平衡，分别占％与％；遗产旅游管理研究是国内外差距较为明显的领域，国外占％，国内仅占％。

2研究领域进展比较分析历史城市遗产旅游供给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的吸引力及旅馆、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等方面。

城市旅游吸引力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研究范畴已从1980年代的整个城市扩展到1990年代的城市中博物馆、历史街区、旅游形象等具体吸引物的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

如Antonio P R和Jan van der Borg研究了欧洲4大历史城市游客友好度，提出质量、可进入性、形象等软因素是城市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决定性要素[3]；Peterniyt Schofild认为曼彻斯特好莱坞“北部之旅”(the North'tour)遗产旅游产品，重构了曼彻斯特的城市形象，论证了视觉媒体对城市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性[4]；Heidi Dahles分析了阿姆斯特丹旅游形象的重塑战略，提出重建以当地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形象是其发展成为未来世界旅游中心之一的重要战略[5]；Bob Mckercher从供给角度对香港的文化吸引物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产品本身、管理经验和市场促销，认为城市吸引物是城市旅游的重要依托[6]。

Ashworth 和Tunbrisge提出了“住宿服务设施”模型(Accommodation Service Model)，认为交通区位、土地价格、环境问题、可达性、历史延续性与土地政策是影响城市旅馆分布的关键因素，并依据这些因素进一步归纳出城市旅馆分布的6大集中区域[7]；Shoval与Cohen-Hattab运用多种理论模型，按耶路撒冷政权更替的时间顺序，探讨了150年里耶路撒冷旅游住宿业空间模式的转化机制,研究表明政权转换对耶路撒冷的城市旅店布局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8]。

国内研究侧重于名城旅游资源与环境评估及旅游形象设计与定位等。

学者们采用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城市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特征、品位与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学者们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名城旅游资源价值进行了实证性评估研究[9-12]；龙丽民、肖星、万绪才等通过建立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数学模型，分别对正定、天水、南京等名城旅游环境质量进行了实证性评价研究[13-15]。

历史文化旅游形象设计策略与定位分析是国内旅游形象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崔凤军从理念形象、视觉形象和行为形象三方面对平遥古城旅游形象进行了设计分析[16]，陈玉英[17]、马晓龙[18]分别对楚州、丽江、西安古城旅游形象进行了定位解读与策略探讨。

历史城市遗产旅游需求研究国外研究重点在于旅游者需求、旅游市场方面，具体体现为游客动机、游客体验模式、旅游市场需求分析等。

Jansen Verbeke M和Rekom J V以鹿特丹为例，通过游客采访调查，分析了博物馆旅游者的游览动机与行为模式，提出了旅游者动机的“叠加树”(Additive tree)模型，研究发现旅游者游览博物馆的主要动机为“学习一些东西”和“丰富自己的生活”[19]；Vukonic和Tkalac主张通过发展旅游业重建老城区，以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吸引更多旅游者，并以南斯拉夫伯雷奇市(Porec)为例，提出了既能保护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能提高城市吸引力、发展旅游业的重建方案[20]。

Timothy D J论述了遗产体验的4种模式，认为个性化遗产旅游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21]；Shoval N和Noam Shoval以耶路撒冷为例，利用“co-plot”多元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旅游者对不同城市旅游吸引物的偏好[22]；Yong Kun Suh分析了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国际旅游者对韩国汉城旅游的不同偏好，解释了偏好和旅行花费的关系[23]。

国内注重游客旅游客流空间结构、流动规律与预测、旅游市场空间结构及营销策略等内容的研究。

旅游客流研究，一方面借助空间分析方法，从总体上对旅游流空间结构、时空演变及其流动规律等进行定性描述和测量[24-25]；另一方面根据游客流量的影响因素确立指标体系，并建立预测的数学模型，对客流流量进行预测[26-27]，或运用活动空间及曲线分析方法，阐释旅游者的空间行为特征、时间行为特征和个性行为特征[28]；旅游市场研究方面，郭英之运用时空分布规律，从游客行为特征、满意度及旅游需求特征等对平遥古城旅游客源市场结构进行了研究[29]，李巧玲从游客时间特征、空间特征、旅游类型特征与人口学特征方面分析了武威客源市场结构[30]；郭剑英对武威和敦煌客源市场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31]，此外郭英之与高应军还分别依据徐州和天水区位特征、市场需求特征与市场竞争优劣势等因素的差异性提出了不同的营销策略[32-33]。

历史城市遗产保护规划研究历史城市遗产保护历来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旅游化背景下，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战略性发展方向，国外尤其关注历史城市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调以及保护规划的经验总结与决策分析。

如Aylin Orbasli通过相关因素分析，研究了历史城镇中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历史环境的长远效应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管理理论依据[34]；Jan van der Borg 等认为当遗产城市旅游收益支出大于收入时，必须对旅游的发展进行干涉和管理[35]；Mckercher B和Cros H D探讨了香港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管理之间存在的7种关系[36]；Russo A P以威尼斯为例，对历史城市旅游发展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现象给予了研究，认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有效政策应针对恶性循环中的关键点，如文化资源的质量及目的地的可达性而展开[37]；Maitland R通过对英国历史城镇剑桥25年(1978-2003)间旅游规划与遗产保护规划历程的回顾，探讨了旅游策略在剑桥旅游发展中的长期效应、战略目标如何实现以及政策方针如何贯彻等议题[38]。

国内在强调“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前提下，对名城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协调、旅游开发模式及开发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名城旅游是名城保护的延续与发展，是充分利用名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与利用是相辅相成的，保护的目的是利用，问题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39-40]；名城开发旅游，应强调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苏勤认为名城保护，文化景观是基础、文化系统是核心、文化生态是关键[41]。

实现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协调的主流理念包括陶伟、赵美英引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化理念[42-43]、严国泰提出的实效保护思想等[39]；赵美英对我国古城现有的独立开发模式、合资合作开发模式、整体租赁开发模式优缺点做了分析，并将BOT投资方式引入到古城旅游开发中[44]；魏峰群构建了名城旅游的空间发展模式[45]；阮仪三和严国泰提出了名城遗存的四种旅游利用模式[46]；阮仪三、吴承照、严国泰、黎洁、贾鸿雁、王红、文绍琼等从资源挖掘、市场开拓、形象塑造、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较具代表性的名城旅游开发思路及实施策略。

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管理研究国外对政府、企业、社区等旅游管理的主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Wager J在柬埔寨吴哥古城的案例研究中，指出政府要通过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旅游资源，实现规范发展[47]；Pearce对巴黎政府旅游管理决策与社区参与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巴黎城市旅游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48]；Augustyn和Knowles通过对遗产旅游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成功因素分析，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49]；Chang T C指出遗产旅游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象，并以蒙特利尔和新加坡为例，探求两种方式的结合模式，认为当地影响力的拉力作用比更上层次的政府干预更为有效[50]。

国内对历史文化名城遗产旅游管理研究较为缺乏，范玉仙从管理体制、经营体制、保护与管理方针等方面讨论了平遥古城保护与管理模式的选择，认为国外国家公园体系和完全市场化模式在我国都行不通，可建立负责古城遗产管理与经营的平遥古城遗产管理局，对古城进行直接管理；实行营利性与非盈利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即对资源保护性项目，由遗产管理局实行统一非盈利性经营，对营利性项目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特许经营；保护与管理方针上实行“新旧分离”模式，加强居民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