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鉴定证据的错误解读对刑事案件的影响

科学鉴定证据的错误解读对刑事案件的影响

文／陈文飞，温州市检察院技术处处长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证据在人们司法活动中的运用得到了飞速发展，逐步成为司法证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重大刑事命案的侦破，更离不开科学证据的帮助。继笔迹鉴定、人体法医学鉴定、指纹鉴定之后，足痕鉴定、牙痕鉴定、声纹鉴定、唇纹鉴定、骨龄鉴定、人像识别等人身识别技术不断发展，毒化鉴定、微量元素鉴定、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的大量应用，司法证明也日趋科技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DNA遗传基因技术，带来了司法证明方法的飞跃。科学证据的应用极大提升了司法证明的科学性，可以使司法人员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降低错案发生的概率。然而，科学证据并不都是科学可靠的，也会出现误差。毕竟鉴定是人做的，也会出差错。司法人员既要重视科学证据，又不能迷信科学证据。象福建念斌投毒杀人案，公安机关作出的被害人系氟乙酸盐剧毒品中毒，后被证明该鉴定意见是错误的，导致案件整个证据链的崩盘，两被害人因何中毒至今仍无法确认。近来兴起的互联网应用技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电子数据已被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法纳入证据范畴，快播传播淫秽物品案中就存在电子数据的认定问题，电子数据鉴定也在全国各个司法机关等广泛开展。一般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可以通过检测

电子数据的附属信息证据、痕迹信息证据、系统环境信息证据等进行鉴定分析，确定其真实性。但电脑高手如果通过直接窜改电子数据载体上的二进制编码，修改了原来的电子数据内容，这在磁盘上无法显示修改痕迹，对此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加以鉴定。可见，准确把握科学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揭露出来的各种冤假错案，除了司法机关刑讯逼供、片面取证等人为因素外，司法人员对司法鉴定意见的不当理解，也成了导致冤错案发生的重要因素。

1、同一认定与种类认定

同一认定是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十分重要的认定方法，通过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以确定受审查的嫌疑客体（人或物）同犯罪事件中正在寻找的那个客体（人或物）是否同为一人或同为一物，或来源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物。实践中大量的刑事案件就是通过同一认定来确定嫌疑对象的。由于同一认定中检材与被鉴定事物同一，具有唯一性。而种类认定指的是检材与被鉴定事物为同一类型。同一认定能明确认定是不是谁，如指纹、DNA。种类认定是明确的是同一大类，如血型、鞋印、钝器伤等，不能把种类认定当成同一认定。司法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自觉或不自觉把种类认定当成同一认定，以致认定事实错误。呼格吉勒图案中，刑事科学技术鉴定证实，呼格吉勒图左手拇指指甲缝内附着物检

出是O型人血，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呼格本人则是A型血。由此办案人员认定呼格指甲缝里的人血就是被害人的血迹，把该技术鉴定作为认定呼格杀人的重要科学证据。这就是把种类认定当做同一认定，种类认定是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也就是说O 型血的人成千上万，仅凭血型是不能证明呼格对被害人实施了杀人行为的，正是由于办案人员错误地利用鉴定意见，导致呼格了的冤案。2004年云南省高院纠正的大学生孙万刚杀害女友案，除口供外，主要的证据是孙万刚衣服上有AB型血迹，被害人就是AB型血，孙本人则是B型血。该案直到孙万刚服刑七年后，也是真凶再现才得以平反的。

又如1992年湖南湘潭发生的姜自然杀人冤案，被害现场留有10多个血鞋印，当地公安机关将姜自然的皮鞋与现场鞋印进行比对，发现相似度很高，遂作出《鞋印鉴定书》,认定“现场遗留的血鞋印，是送检的姜自然的鞋子所留”。该结论十分草率，仅通过鞋印比对，即使一致，也只能得出种类认定，而非同一认定。但公安机关为了破案，做出了同一认定，最终导致了冤案的发生。

2、倾向性意见与确定性意见

鉴定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倾向于同一，如笔迹鉴定，倾向于认定同一，这是正常的。这是由鉴定所依据的客体特征及其性质决

定的。一般来说，鉴定所依据特征特定性强、稳定性大、反应性高，该客体与其他客体的界限清晰、差异明显，那么就可以得出确定性的鉴定意见，反之，只能得出非确定性或者倾向性鉴定意见。比如，同是指纹同一认定，一个鉴定条件好，指纹完整且纹线清晰，一个条件不好，指印残缺且纹线模糊，其结论的确定性就有所不同。对于非确定性的鉴定意见一般都表述为“可能是”或者“倾向于”认定。

实践中，即便是DNA鉴定也存在着问题，不是100%。被冠以“证据之王”的NDA检验结论并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某犯罪现场发现的血痕、精斑等生物检材是否某嫌疑人所留，而只能提供一个可供分析比对的图谱，然后由专家进行解析并计算匹配概率，并给出鉴定意见。专家得出的结论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以匹配概率为基础的肯定同一或否定同一的可能性。DNA 检验得出的匹配概率不可能达到100%，最佳条件下得出的也就是99%。当然，依据血痕精斑的DNA图谱进行人身同一认定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匹配率。例如，我们可以把肯定同一的匹配概率定为93%，把否定同一的匹配概率定为80%。凡是物证检材与样本检材的匹配概率高于93%的就可以肯定同一，而低于80%的就可以否定同一。那么，当匹配概率在80%至93%之间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科学证据的“灰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鉴定结论就是非确定性的。很多种类的科学证据都可能出现非确定

性的结论，这是司法人员必须面对的现实。司法人员往往希望专家给出确定性的鉴定意见。比如，有的办案人员会对鉴定人说：你别给我讲什么概率，你就告诉我这个血迹是不是这个嫌疑人留下的，这个手印是不是这个嫌疑人的，这些字迹是不是嫌疑人写的，等等。其实，这对鉴定人来说实属勉为其难。注①

如美国辛普森案的血迹DNA鉴定，辩方提出DNA鉴定概率达不到100%的确定率，检验血样有添加剂，血样放置时间过长等，从而影响了对该科学证据的认定。又如浙江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冤案，被害人指甲缝里的物体DNA与一已决犯匹配程度很高，这也是倾向性的鉴定意见。

2005年湖南省高院纠正的滕兴善杀人案中，被害人尸体已高度腐化，难以辨认，湖南省怀化公安机关为了查清被害人身份，委托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213研究所，根据无名女尸的头颅进行“颅骨复原”和“颅像重合”技术，制作了石膏像，并与疑似被害人杨某的照片进行比对，结果是“相貌特征相符”，但也“有些部位不太一致”。该结论实际上是一种倾向性意见，但办案人员却把它当成确定性意见，作为认定死者是杨某的科学证据，最终导致滕兴善被执行了死刑，直到多年后，“亡者”杨某回来才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