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安史之乱中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
作者：马策提交日期：2008-7-1 22:27:00
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712），见证了整个大唐开元盛世（713-741），又遭逢八年安史之乱（755-763），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相重叠。

他一生颠沛流离，饱受苦难。

丧乱中的国与家、个人与时代、社会与百姓构成杜诗的重要题材，其间有兴亡治乱的历史大疼痛，因此被称为“诗史”。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杜甫草堂又称杜诗为“政治诗”，缘于同一个道理。

杜甫的家族说来十分荣耀。

西晋大将杜预灭东吴，结束汉末、三国以来的群雄割据局面，战功赫赫。

这个杜预就是杜甫的远祖，此人还注释过《左传》。

杜甫的曾祖做过县令。

祖父杜慎言，武则天时代为膳部员外郎，后为修文馆直学士，也是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也做过县令。

一切都很正常，出身士大夫家庭，自幼结交的也是士大夫，这使杜甫具有传统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抱负。

正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尧舜是儒家“仁政”的圣君，他们所处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

凤凰是中国文化中的灵鸟。

传说，黄帝游洛水之上，凤凰衔太平图置于黄帝面前；传说，周文王时，有凤凰鸣于岐山。

因此，孔子视凤凰为国家祥瑞象征。

7岁时，杜甫写下平生第一首诗《咏凤凰》。

日后，凤凰成了杜诗中一个独特的意象（就像李白诗中的“大鹏”）。

凤凰也是杜甫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设置的图腾——这种孔子式的“士志于道”的诗歌情怀，也使杜甫赢得了“诗圣”的美名——后来，《凤凰台》、《朱凤行》等诗让杜甫一再地歌咏凤凰。

只不过，杜甫的凤凰注定是一只穿越烽火的凤凰。

开元23年（735），杜甫第一次应试落第。

于是漫游齐赵，写下最初的名篇《望岳》。

这首诗的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由《孟子》“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化出，落第的郁闷不掩豪情。

天宝5年（746），宰相李林甫主持全国招贤大考，杜甫从洛阳赴长安应考，结果与全体举人一起落选，而忌贤妒能的李林甫反倒上表玄宗称贺“野无遗贤”。

杜甫明确意识到个体命运因衰败的国运而跌宕。

次年，名臣李邕等人被杀，再次透出天宝政治黑暗的消息。

此后，玄宗专宠杨贵妃，日夜行乐，“从此君王不早朝”；又任人唯亲，让杨国忠擅权；连年穷兵黩武，征战吐蕃，放纵安禄山（为贵妃养儿）藩镇跋扈，国家治理一败涂地，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大祸。

这一时期，生活潦倒的杜甫以《兵车行》、《前出塞》（9首）、《丽人行》等诗前瞻性地暗示了朝政腐烂即将导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危机和时代剧变。

天宝14年（755）11月上旬某天，午夜时分。

上月刚任微末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怀着某种不祥之兆，从长安出发，前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的家人。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

黎明时分，杜甫途经骊山（今陕西临潼）脚下，
隔墙就是华清宫。

但见里面灯火通明，又隐约听见欢声笑语、琴瑟和鸣——甚至还能听见羽林军兵器相碰的声音——那首“霓裳羽衣曲”尚未奏完，唐玄宗和杨贵妃正跟一班官僚通宵宴乐。

一阵温泉的热气从墙内弥漫出来，杜甫被愤慨击中。

到了奉先家里，不料进门就听见家人号啕大哭，原来他的小儿子被饿死了，真是“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杜甫多少也是个小官员，他既不能养活儿子，那么平头百姓的生活又有多么艰难？他再次被忧伤命中，马上写下了百行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穷年忧黎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首诗是由救世济民的信念和沉痛的政治危机感凝成的一声“离骚”式的浩叹。

在杜甫“介入”（现实主义）的诗篇中，《兵车行》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这首诗则充分体现了“介入”的思想深度，而艺术风格上也特别吻合杜甫自称的“沉郁顿挫”。

其实，杜甫回奉先探家的时候，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正好在北边起事，反叛大唐帝国，图谋天下，只是长安一时还不能证实消息。

11月中旬，安氏伪称奉密诏诛杨国忠，举十五万大兵南下，一路上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大部分唐军不战而降，所经州县尽皆占领，并“长驱洛河”，在大唐的东都洛阳称燕帝，大模大样地设置百官。

当时杜甫的《后出塞》（5首），最早反思了安史之乱的起因，暗示这场兵乱其实与玄宗过度开边有关：正是过度开边导致边塞将军以功邀宠，并逐渐拥兵坐大，威胁朝廷。

756年（至德元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守关将军、唐军副元
帅哥舒翰被捉后投降了安禄山。

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套屏障。

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

长安转眼沦陷。

杜甫在战乱中逃难，先是5月间带家人从奉先逃到白水，6月里又从白水逃到鄜州羌村。

7月，肃宗在宁夏灵武即位，年号至德。

8月，杜甫离家只身投奔肃宗行在灵武，不幸被叛军捉拿带往长安，过了8个月的俘虏生活。

杜甫出生入死，以个人的苦难亲历国家丧乱，目击了一个时代仓皇悲恸的真切面容。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说起来不那么动听，但的确是国家丧乱成就了杜甫的“诗史”。

这个“诗史”里饱含了史识，具有以诗证史的功效。

叙沦亡之事抒悲愤之情的〈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等新乐府诗，是长安陷落、诗人被俘时期的“诗史”名篇。

同一时段，杜甫还写了怀念家人、盼望家书的〈月夜〉、〈春望〉，后者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千百年来一直盛传人口。

757年4月，杜甫有幸逃出长安，直奔肃宗行在凤翔，脚踏麻鞋，袖露两肘拜见了新皇帝。

5月，杜甫官拜左拾遗，倍感“主恩深厚”。

当时，宰相房琯遭人诽谤，被肃宗罢去相职。

作为谏官的杜甫，秉公上疏为房琯说情，这就令肃宗非常愤怒，因此被推交三司审问，从此失信于肃宗。

758年6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弃官而去，结束了仕途生涯。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

更有140行纪行长诗〈北征〉，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成双峰并峙，黄庭坚称其“书一代之事，
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

这些诗同样是“诗史”，是诗能证史的巨构。

的确，杜诗深刻见证了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后世留下了当年的时代镜像。

安史之乱之初，叛军安禄山南下，叛军史思明留守范阳。

757年10月，洛阳、长安两京已为唐军收复，而759年7月，史思明又在范阳称帝，继而进犯河北，各地烽火连绵不绝。

弃官后的杜甫把家搬到秦州（今甘肃天水），不久又转往同谷（今甘肃成县），继续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生活。

12月，南下成都。

从洛阳到华州，从华州到秦州、同谷，再到成都，杜甫艰难度过这行役复行役的759年。

这一年杜甫47岁，却俨然白发苍苍的老人。

762年，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

也是在这一年，在遥远的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杜甫草堂落成。

依靠故人接济，诗人稍微安稳地过了两年田园生活。

其时，天下尚未安定。

763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人却在梓州避乱，一时还回不了成都。

历时八年的离乱流亡生涯真的结束了吗？是的，诗人喜极而泣。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洋溢的喜悦之情，很容易让人想起李白〈朝发白帝城〉中被赦罪的喜悦之情。

764年春，返回成都草堂的杜甫，被代宗诏补京兆府功曹，因道路受阻未能就任。

这年秋，又因好友剑南节度使严武表奏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诗人因此就地入严武幕府。

还有值得特别一提的：在蜀中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
甫再次将自己塑造成经典的儒家诗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由己及人，诗人胸怀牺牲自我拯救苍生的伟大愿望。

自此，理想之光照彻“诗圣”高迈的思想境界。

安史之乱的平定，并没有为唐朝重创太平局面。

武将失控、藩镇之祸频仍，始终困扰朝廷，直到唐朝灭亡。

甚至，五代十国时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割据连绵烽烟，都不过是安史之乱的回声。

在严武幕府中，杜甫深陷于对大唐盛世（甚至西汉盛世）的遥远追忆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如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一千一百多年后的现代中国，一支乐队以一种怪异的风格，重蹈杜甫的追忆“梦回唐朝”，一时风靡天下激进的年轻人。

依然是“忆昔开元全盛日”，依然是“天下朋友如胶漆”，不过，这支名为“唐朝”的乐队，弹唱的是一曲扭曲撕裂的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