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社会层级结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社会层级结构原因

【摘要】自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问题逐渐显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原因在西方已经形成了多种理论，从经济学的各个角度得到了解释。本文认为经济学的原因是直接原因，在我国来说，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历史原因，那就是社会层级结构制度，社会层级结构制度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原因上，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来体现的。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经济原因社会层级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

1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定义及经济原因。人力资本投资过度也可称为过度教育。对过度教育如何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当受教育劳动力不断供给于劳动市场的时候，如果劳动力市场面临着知识失业，或者从事了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教育技能不能被充分运用，结果导致其收入相对于历史水平有所下降，这些现象广义上被统称为过度教育。有时，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的现象也被视为过度教育。从狭义来说，大致可分为三方面内容：第一方面主要考虑了工资因素，并进而指出，过度教育就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而言，受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或者高技术工人从事了以前由低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其收入受到损失。第二方面是不考虑工资，而是指工人实际教育水平高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第三方面是指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目标。多数研究者认为，不管工资是否受到损失，只要人员拥有比他的工作要求高的教育技能，这些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过度教育。

从我国当前来说，虽然总体上存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全国的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不足，专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产出质量不高，广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还急需人才，但从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定义看，我国在一定的地区范围、行业范围、所有制企业范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过度有多种理论解释，包括教育投资过度理论、技术变迁理论、工作竞争理论、筛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我国现阶段来看，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主要形成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70年代的皮奥里，80年代的戈登、爱德渥兹和瑞奇等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皮奥里等人认识到，虽然社会中下阶层进行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因为次要市场上生产的产品都是竞争性产品，人力资本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不大。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机制：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机制是“职位配给制”和“创造性替代”。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这或者对雇主而言具有一定垄断性，或者对劳动力而言有一定垄断性。正是这些非完全竞争的因素，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稀缺”的工作职位并不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而是采取“配给”的形式进行。劳动力市场中的这种劳动力与职位的配置机制我们称之为劳

动力市场的“职位配给制”。职位配给分为“内部配给”和“开放性配给”，“内部配给”指在企业内部雇员之间不受外部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按照一定的职业转换和升迁原则进行职位分配，是按资历、年龄等因素来配给不同职位。所谓“开放性配给”，即雇主将职位配给预期能给厂商带来最大净利益的人。开放性配给的实质，是按个人拥有的不同人力资本量进行职位配给，其常用的表现形式是对不同的稀缺职位分别设置“学历”门槛，以引起众多求职者的竞争。“内部配给”导致的后果是“逆向选择”，而“开放性配给”的后果是“创造性替代”。这就是说，在“职位配给”过程中，个人的教育人力资本既具有创造性作用又使得他人原有教育人力资本无形贬值为零，从而新的人力资本对原有人力资本进行替代，原有教育人力资本被挤出岗位。

无论是内部职位配给造成的“逆向选择”还是开放式职位配给引起的“创造性替代”，这都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后果。

2社会层级结构的概念及其历史形成。“一门科学提出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社会层级结构是一个新概念。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术语。提出这个新概念，既是基于已有学术资源的借鉴与提升，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特征的把握，更是基于对马克思哲学本原精神和根本认识方法的领悟。

社会层级结构是在政治国家按照权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权力级别或权力阶梯，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以总体社会结构为依托，以社会制度为外化，以政治权力为中轴。它既不是政治结构的翻版，也不是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其层级性的一种抽象和概括，这种结构长期隐而不显，但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和牢牢地控制着社会制度和人的生活。

对于社会层级结构这一典型的中国式概念，它主要形成于农业社会，固化于封建社会，延续到今天依然是根深蒂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个体的生存方式、政治国家先赋因素以及伦理文化是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生成力量；其中，政治国家处于最显赫的位置。“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的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层级结构社会里，权力获得主要靠先天的先赋因素。而非后天的自致因素，具体表现如身份挤压能力、关系(血缘、地缘、人缘)高于本领等。

中国传统社会的层级结构是逐渐演化而成的。早期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集中体现于孔子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的“分”，是一种“仁”的等级观，在关系的表现上尚无高低、主从、尊卑之别。至秦汉，“分”之“仁”的等级观被增改，且极具权力之色彩与绝对服从之意味，两扭时尤显。是时，政权大一统，皇权急需巩固与加强。为适应这一需求，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论，言“受命之君，

天意之所予也”。为适应大统之政治要求，董仲舒又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发挥为“君为臣纲。父戈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永恒不变”的原则。

与“三纲五常”相配合，朱熹把社会之人伦关系纳为“玉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认为这是圣人所规定之名位等级，而且这五种名位等级非后天形成，而是人生来就安排好了的，人们不能改变这种名分等级，也不能逾越之。与“五伦”相应的是五伦之理，即亲、义、别、序、信。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一度想打破等级森严的层级制度，以赶超式的大跃进速度、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全民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