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

【课外阅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戏”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各一册，《禳妒咒》、《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各二册）。

另外还有墓碑未载的部分编选与辑录作品等。

由于古人习惯于在自己的诗文等作品前冠以室名，因而蒲松龄的著作分别称为：《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文集》、《聊斋杂著》、《聊斋俚曲》、《聊斋戏》等。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从20岁始至40岁基本成书，后又继续创作至暮年，历时40年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近500篇，内容皆搜抉奇怪，其中多狐鬼花妖与神仙故事，虽涉荒幻而断制谨严。

旨在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移风易俗，抒写孤愤。

其素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以及轶闻传说与个人感受。

如写明末清初战乱的《韩方》、《鬼隶》、《乱离》、《野狗》、《张氏妇》等篇以及为抚慰落魄书生与孤身塾师的《绿衣女》、《小谢》篇等。

《聊斋志异》广泛继承了古代神话、传说，汉魏六朝的史传、志怪，唐代传奇与宋元明各代白话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

蒲松龄以狐鬼花妖神仙怪异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兼采六朝志怪与唐代传奇之长，“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传文学、白话小说及戏曲文学等艺术技巧，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最后一座高峰。

从作品内涵看，《聊斋志异》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很宽泛。

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龄不仅关注着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败，贪暴不仁，而且也关心着社会各阶层与世风、民瘼。

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场不公与考官昏庸，其中还寄托了他向往美好人生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织》、《潞令》、《鴞鸟》、《梦狼》、《放蝶》、《胭脂》、《商妇》、《张鸿渐》、《盗户》、《公孙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续黄粱》；《画壁》、《考城隍》、《钟生》、《陈锡九》、《张诚》、《二商》、《曾友于》、《辛十四娘》、《林氏》、《马介甫》、《大男》、《云翠仙》、《姚安》、《韦公子》、《宫梦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义犬》、《大力将军》、《丁前溪》、《种梨》；《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何仙》、《贾奉雉》、《饿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红玉》、《绿衣女》、《连琐》、《香玉》、《小谢》、《嫦娥》、《爱奴》、《凤仙》、《青梅》、《娇娜》、《乔女》、《连城》等。

《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空前而绝后。

独具匠心的蒲松龄超人之处，在善于虚构，突破常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设以寓意，虚拟鬼狐花妖，实写现实人间，借以抒情，用以警世。

然而这些创新成就却遭到后来纪昀的反对，而纪昀所反对的，也正是这部名著数百年盛传不衰的根源。

《聊斋志异》里虽经高珩、唐梦赉作序，王士祯评点，但蒲松龄生前却无力印行，仅靠民间传抄流传。

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问世，随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在海外出版。

迄今，外文译本约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罗、波、匈、保、挪、瑞、荷、马来、印尼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在世界各国流传。

《聊斋文集》是蒲松龄的散文、时论、应酬、拟作等文集结集，原为四卷，后人辑为13卷，包括赋、记、引、序、疏、论、跋、题词、书启、文告、呈文、婚启、生志、墓志、行实、祭文、杂文、拟表、拟判等，共计五百多篇。

其中除部分作品为自作外，其余多是代人歌哭之作，而骈文竟占十之六。

作品内涵大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部分作品体现了蒲松龄的为民思想，如《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循良政要》、《淄邑流弊》、《盐法论》等。

文章构思精巧，典雅生动，成就之高，深受王士祯好评：“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龠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至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

”聊斋词，其墓碑、行述中均无记载，仅在蒲立德致王洪谋书中提及有“词集一册”。

路大荒先生在辑录整理聊斋词作的基础上，将西安发现的“柳泉居士词稿”（手稿）残卷内容与以前所收，去复校讹，共得92阕，厘为一卷，并且把唐梦贲《聊斋词序》手稿置于卷首。

此为目前所见聊斋词的真品，（另有民国石印本《聊斋全集》中的26阕词、262首诗以及6篇文与两卷“笔记”全系伪作）。

从聊斋词作时间看，起自康熙初，多在其南游后与坐馆西铺间。

内容多与友人唱和，戏赠，也有慨叹自己的困窘与乡试败北的悲愤，有赞美女性才貌及男女爱情的欢愉，有写景状物及讥讽世相的等等。

作品特色，一如唐序所称：“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

”并无词家常有的“粉黛病”与“关西大汉病”。

《省身语录》作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其内容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

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仅存《序》，而无文。

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1994年春自日本庆应大学带回抄本复印件，辑校出版《聊斋遗文七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曾刊于《蒲松龄研究》（题名《聊斋编处世格言百全》）。

《怀刑录》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存《序》而无文。

从其序看，该书“集五服之礼，并稽五服之律”，旨在“使读礼者知爱，读律才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使尊卑之分，亲疏之义”一见可了。

此书久已失传，至今未见面世。

《历字文》是蒲松龄设馆西铺毕家时，“于《四库》书中细心搜集，费尽数载心血，汇纂成书”的一部有关“吉凶禁忌，福利休祥”等内容的书稿。

国内失传，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其残抄本。

马振方先生复印带回国内，整理点校后先发表于《蒲松龄研究》中，后又收入其《聊斋遗文七种》一书中。

《日用俗字》稿成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3年）正月，至乾隆间始刻印成书。

当年蒲松龄见《庄农杂字》一书多有脱漏、杜撰，不尽人意，因而详查《字汇》，另编成《日用俗字》一书。

其中读音，悉从《正字通》，而难识者皆注以音切。

共分身体章、庄农章、养蚕章、饮食章、菜蔬章，器皿章等31章，包容了世间生物、社会行当，方方面面常用俗字。

不仅是很好的识字读本，更是当时社会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

《农桑经》是蒲松龄在韩氏《农训》基础上根据因地制宜原则进行增删，又博采古今论蚕者，编辑而成的。

旨在“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

内含《农经》71则（包括一年四季整地施肥，种植各种农作物的时间、方法以及治虫、灭荒御灾等）;《蚕经》21则（包括择种、养蚕、择茧及齐茧法等）;《补蚕经》12则;附录《蚕祟书》27则以及《种桑法》10则等。

是一部有价值的农业科普著作。

除以上五册杂著外，蒲松龄还先后编选辑录了多种著作，如《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选》、《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小学节要》、《药祟书》、《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观象玩占》等。

可见其勤奋，更见其为人之心。

可惜的是，除《药祟书》抄本与《家政内、外编》手迹残稿近已得见外，其余诸书早已失传，仅有序跋留存而已。

《聊斋戏》《闹馆》写教书先生在饥荒之年难找主顾，形同乞讨的沿路喊叫：“教书”。

在苛刻的顾主一番还价后，他竟以极低的报酬成交，并甘愿无偿地为东家接送孩子，还兼干各种家务活。

尽管每天只有两顿不象样的饭，也总比挨饿强。

充分反映了“斯文不值钱”的社会现实。

《钟妹庆寿》通过钟妹送鬼为兄庆寿，写面目不扬而才能吐凤的钟馗，因恨朝廷重相貌轻文章，愤撞金阶，死后被上帝擢为九幽三曹都判官。

他认为世间的不公，都是几个邪鬼作祟，于是专吞邪鬼入肚。

“养成一个鬼脾胃，顿饭非鬼不美”。

其道白：“扫尽群魔千里雾，放日月照阴城。

”说出了怀才不遇，恨科场不公的蒲松龄心底的话。

《窘闱》（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前者写乡试闱场里，考生在答卷过程中焦急、无奈、怨恨、乞求、梦幻等各种窘态与心理变化;后者写应乡试的秀才，从仓促备考到闱场门外、候检、入场，以及在答卷前后与出场始悔的各种感受和心态。

将考生的窘态与艰辛刻画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三出戏生动幽默，写出了蒲松龄的亲身感受与对科场不公的愤慨。

《聊斋俚曲集》聊斋俚曲，按蒲松龄墓碑原载为14种，其中《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作为一种计算，实际上应作两种，共15种。

当年路大荒在整理《聊斋俚曲集》时未收入《琴瑟乐》一种。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用淄川方言创作的说唱与戏剧作品，其形式类似今天的琴书说唱与地方戏，所用曲调是借用当时流传的几十种曲牌音乐（填词）演唱的（因作品中未附曲谱，仅靠口传，至今只凭录音整理记谱十数首）。

从写作时间看，除较短的几种写于作者中年外，其余多作于暮年。

从写作动机看，作者是为“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用以劝善惩恶，移风易俗。

大多数作品写于西铺的直接动因，是为取悦于毕际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渔洋的从姑母）。

从作品内容看，其中半数改编自《聊斋志异：《姑妇曲》即《珊瑚》，《慈悲曲》即《张诚》，《翻魇殃》即《仇大娘》，《禳妒咒》即《江城》，《富贵神仙》与《磨难曲》即《张鸿渐》，《寒森曲》即《商三官》与《席方平》。

作品大都反映了家庭伦理关系如婆媳（《姑妇曲》）、夫妻（《禳妒咒》）、后母与儿子、兄弟（《慈悲曲》）、父子（《墙头记》）关系等，到街坊邻里关系（如《翻魇殃》）到社会不公问题（如《富贵神仙》、《磨难曲》、《寒森曲》），直至朝廷的昏庸荒诞（如《增补幸云曲》）。

除少数游戏笔墨外，无不浸透了作者的救世婆心与良苦用意。

部分作品至今仍富教化作用。

从艺术效果看，作品的取材与方言俗语的运用，深受当地听众、观众与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如《墙头记》等作为地方戏，至今盛演不衰。

从写作形式看，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的发展过程，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演变进程，如最后完成的《禳妒咒》、《磨难曲》与《墙头记》。

作者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进而转化为与大众同悲同喜的最高境界。

聊斋俚曲最终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成为俗文学的高峰。

怀才不遇的蒲松龄，超脱了世俗的享乐追求，艰苦卓绝地背负着雅、俗两座文学艺术高峰，登上了世界之巅，他为自己铸就了一座丰碑，更为后世树立了人生楷模。